「我在中國惠普的六年」故事六──回顧1992年至今的改變/程天縱
如同鄧小平說的,改革開放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雖然在這過程當中,免不了有一些貪腐的現象發生,但或許這就是中國大陸發展經濟必須付出的代價。
前言
這篇文章是本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一開始,我要介紹兩個重要人物。
第一個是首位以非創始人身分,擔任惠普執行長的約翰.楊(John Young)。他在1932年4月24日出生於美國愛達荷州的Nampa,1953年從奧瑞岡州立大學電機系畢業,接著花了一年時間取得史丹佛大學的MBA學位;1954到1956加入美國空軍服役,官拜少尉。
約翰.楊在1958年加入惠普,很快的在1968年晉升為副總裁,並於1977年出任總裁,1978年任執行長。1992年退休以後,由路.普萊特(Lew Platt)接替他出任惠普總裁和執行長。
第二個重要人物則是鄒家華;我在本系列的第二篇故事之中,提到過惠普創辦人Packard先生和鄒家華建立友情的緣由。1979年初Packard訪問中國,由時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的鄒家華接待;為了這次的接待任務,還特別成立了一家企業,讓鄒家華能以企業名義接待Packard先生。
鄒家華原名鄒嘉驊,上海市人;1926年10月生,祖籍江西餘江縣,中國共產黨前領導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鄒家華是作家鄒韜奮之子,妻子葉楚梅則是葉劍英元帥的女兒。
惠普為領導層年輕化採取的措施
惠普鼓勵世代交替,高階經營主管如果在60歲生日當天退休,則可以享有5年領半薪的福利。這個福利,當然也有點競業禁止的作用;而如果過了60歲生日仍未主動退休,則此項福利就沒有了。
在早期的惠普,經營管理層的高階主管多半選擇在60歲生日當天退休;這樣的一個措施,則保證了惠普經營層的年輕化。出生於1932年的惠普執行長約翰.楊,也就照例選擇在1992年4月生日當天退休,也正好是我擔任中國惠普第三任總裁四個月的時候。
他一方面因為相當重視我擔任的這個新職務,二方面也是在他任上最後一年,希望到中國市場去跟老友們告別,因此約翰.楊在1992年4月來到了北京。
對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的承諾
除了與中國惠普的員工交流和道別之外,我也安排約翰.楊見見一向支持中國惠普的中央官員;於是我陪他去拜訪了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先生。
在這次的會面當中,鄒副總特別提到,希望我能夠抽空為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領導者們,講講惠普的企業文化和經營管理,以助國有企業加速改革、並走向現代化企業的管理模式;我當然責無旁貸的一口答應了。
中國惠普的體制改革與技術升級
可是接下來的五年,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中國惠普的體制改革、以及引進惠普的資金與技術、並加大惠普在中國的投資;在惠普的各個產品領域,我都為他們找到了合適的本地合作伙伴,分別成立了研發、製造、投資等等的獨資或合資公司。
1992年,中國惠普遷到位於北京國貿的新總部;海峽兩岸的公司主管都在北京參加了歷史性的電腦技術研討會(請參閱故事五);1994年,惠普醫學產品公司(青島)成立。中國惠普成為中國第一家獲得ISO 9002國際標準認證的電腦和儀器廠商,中國惠普的陝西西安辦事處也在這一年成立。
1995年,惠普電腦產品(上海)有限公司與惠普上海化學分析儀器產品有限公司成立;Dave Packard最後一次訪華,會見老朋友江澤民(請參閱故事一)。惠普(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與惠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在這一年成立。
1996年,中國惠普個人電腦製造公司成立,開始在金橋為本地市場製造個人電腦;上海惠普有限公司成立,開始在外高橋保稅區建立印表機生產工廠。同年,惠普測試和測量事業部在北京成立市場和研發中心。
1997年,惠普租賃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家利用外資進行融資服務的IT廠商類租賃公司。同年,中國惠普和中國電信在北京成立電信測試和測量教育中心。
履行1992年的承諾
1996年與江澤民總書記共度中秋以後(請參閱故事三),我對中國惠普的體制改革與技術升級基本上告一段落;雖然仍然有一些項目尚未完成,但是我的時間比較充裕了。
於是我提筆給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我於1992年4月陪同前惠普執行長約翰.楊拜訪鄒副總理時,曾經承諾要為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講講惠普企業文化和經營管理,現在是履行我五年前承諾的時候了。
我也藉這個機會,將中國惠普在1992到1996年所做的體制改革、技術升級和對中國的投資,做了一個總整理,給鄒副總理詳細的匯報;並且提到,經過這五年累積的經驗,我對國有企業所遭遇到的經營困難更加瞭解,所以我的演講將會更加符合國有企業的需求。
於是鄒副總理在我的信上批示,交由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培訓司研究執行。
藉這個機會,為大家介紹一下國家經貿委的沿革,以瞭解中國大陸在促進和發展經濟方面所做的一些組織變革。
1949年6月4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宣布成立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雲、薄一波負責籌備。1956年5月,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十次會議決定設立國家經濟委員會,是全國綜合性宏觀調控工交系統主管部門。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國家經濟委員會撤銷併入國家計劃委員會;1978年3月恢復成立國家經濟委員會,1982年將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國家能源委員會、國務院財貿小組等經濟綜合機構,合併到國家經濟委員會。
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不再設國家經濟委員會,併入國家計委。1993年3月重新設立國家經濟委員會並且改名為「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以下簡稱經貿委)。
2003年3月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被裁撤,其職能分別整合到新設立的國務院國資委、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商務部等部門。
當時的經貿委培訓司,負責國有大型企業的企業制度改革和經營管理現代化;他們採取了兩個措施,第一個是完成國有企業500強的排名。第二個是開發和執行國有企業500強兩組團隊的MBA培訓課程。
鄒副總理將我的信交辦給經貿委培訓司時,國有企業500強的排名,才排到第220名,但是MBA課程表基本上已經接近完成。我看了一下課程表,連Michael Porter的「競爭策略」、「競爭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都已經排在課程裡了。
在我參考了所有的課程以後,我準備了兩堂課,「企業文化」和「現代企業發展戰略」;因為我的課程是比較偏向實務、而且理論和實務並重,所以經貿委培訓司非常高興的把我的課程加進他們的培訓之中。
國有企業的三組團隊
大部分人都知道中國國有企業有兩組團隊:一個是黨委組織、另一個是行政管理組織;但是很少人知道還有第三組團隊:年輕一代的團委組織。
因此培訓司設計的MBA課程分成三套。國有企業的黨委書記在「中央黨校」上課;董事長、總經理的行政班子在「國家行政幹部管理學院」上課,而年輕一代的團委組織在「中央團校」上課。我的兩堂課就被排進了這三套班子的課程裡。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經驗:我在中央黨校面對100個國有企業的黨委書記參加的培訓班,大談現代企業的企業文化和企業戰略;當時黨校的領導還跟我說,我是第一個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課的台灣人。
由於我的課程頗受歡迎,因此電子部也請我去電子部黨校和電子部團校開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上海的中歐管理學院也都紛紛邀請我去演講。由於教材是現成的,因此我也都答應了。
1997年上半年,我幾乎足跡踏遍了北京和上海,講了二十幾堂的課。當時國有企業的三組團隊,被我教過的學生上千人;由於他們都是在位、握有實權、有實務經驗的管理者,課堂上的互動非常熱烈,讓我深深感覺到他們求新、求知的迫切心情。
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背後有無數的努力;我在20年前的1997年,就有幸參與了政府設計的國有企業的MBA課程,見證並且參與了中國大陸以政府力量培訓國有企業領導團隊、走向現代化的經營管理。
隨後的「國退民進」政策,促進了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這些國有企業的領導團隊有的從事體制改革,或紛紛下海創立民營企業,但無論如何,相信當年的培訓課程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經濟奇蹟付出的代價
回顧我初到北京任職中國惠普總裁的1992年,中國GDP總額以4910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九。2016年GDP總額有望突破12兆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的20兆美元。在短短24年之中,GDP總額增長了接近25倍。
就如同鄧小平說的,改革開放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雖然在這過程當中,免不了有一些貪腐的現象發生,但或許這就是中國大陸發展經濟必須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