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國家送去矽谷的博士生:送人才出國磨練的必要/溫明輝

對在大學擔任教授的我們,本週新聞兩件大事,除了「大學訪視評鑑停辦」大家拍拍手之外,就是「陳良基教授接任科技部長」這個新聞。

陳部長提出了三大使命:一、「打底基礎研究,創造科技新的價值」;二、「深耕創新創業,啟動摩爾定律思考」;三、 「科學人才奠基,連結未來世界」。其中第三項政策中,又提到要「每年送50位博士生去矽谷」,因此引來網路前輩蕭瑟寡人的一篇「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受訓,只是到此一遊?」文章,立委也對此政策提出質疑

大家質疑的點有幾項:一、好的人才自會找到出路,不用政府推一把;(2) 花錢讓個人成長,萬一不回來了,對國家有什麼幫助?三、矽谷難道沒台灣人嗎,為什麼還要花國家錢送去?四、去了又怎樣?會有什麼效果嗎?會不會只是送一批人到此一遊?

上面這四個問題,筆者認為都可能存在,但都非必然存在。政策就是這樣:如果為政者腦中有更好的選項,就不會傻傻的拿這個政策出來給大家罵。但如果我們去批評的點都是「如果」,都是「萬一」、都是「特例」的話,反正任何政策都無法面面俱到,亁脆什麼事都不要做,國家再次停滯不前,如何?

國家能做的,就是對申請者做好審查管制,將資源投注在最有把握的人身上,不應因噎廢食,停止投資人才。

筆者預期這項政策的效果會是正面的。要知道,一個人唸到博士,身上已經背負了許多國家投資;在實驗室與教授學習的數年間,把知識和技能練好了,如果可以在學習生涯中有機會增廣見聞,衝擊腦子,在思維的格局與層次上會甚有幫助。

當然,長見識不一定得靠政府幫忙,管道很多,都應各方嘗試;增見聞也不一定要去矽谷,因為在人文、數理、工程各領域,不同地方各自有其發展卓越之處,應視國家所需選擇。另外,每年送往各國研究單位的人選橫跨人文、理工各科,筆者認為並沒有重科技輕人文的問題。

最後,學習成效與投入態度也可能因人而異;國家能做的,只有對申請者做好審查管制,將資源投注在最有把握的人身上。至於國家投資的人在國外半年一年到底做了什麼,以及回國之後,立即、十年、二十年,是否可以真的為國貢獻所學,讓國家取回投資成本,這件事也甚難掌握與衡量。

但是有這些疑慮,就不值得做嗎?筆者本身就是十年前以科技部(那時叫國科會)經費(各位的納稅錢)去矽谷的博士生之一。針對這個主題,我想用親身經驗來分享一些心得與看法。

我的矽谷修行路

2007年,筆者正在攻讀博士班四年級,主修的是人因工程(Human Factors),特別專注於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設計。正常來說,一個全職的博士生,大概在二年級就已修完所有課程,剩下的時間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鑽研,準備發表博士論文。

對於如筆者當時這樣的新手研究者來說,通常一篇普通貢獻的研究論文,就需要花上兩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寫出來,不但得全力以赴,還不一定能被錄取。當然,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會從網路、期刊資料庫中掌握自己感興趣領域的研究主題,看看又有哪些新的發展與推進;學生生涯中也會有幾次出席短期的國際研討會,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但通常就一週左右的時間而已。

在學校的期間,筆者除了協助教授和學弟妹們研討研究之外,最感興趣的是Internet方面,特別是社群的應用。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電腦遊戲設計對使用者遊玩經驗與行為的影響」;套句現在的流行話,就是遊戲內容社群互動的UX設計。

四年級結束,筆者總算完成論文,並投稿到國外期刊等待審查。論文想在學術期刊上見刊,除了需要一年多的審查期間外,要是論文還未通過,還不能畢業。筆者想,與其天天待在實驗室,不如試著申請國外的研究單位,見識一下我這個領域的研究機構。

準備上陣的菜鳥

科技部有個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的計畫,俗稱千里馬計畫,提供國內博士生赴世界各國頂尖研究機構深度體驗(交流見習、協同研究、貢獻所學)一年左右。當年申請的規則,我們必須先取得國際知名研究單位的同意書,才可以向國家提出申請。

筆者一直嚮往著畢業後可以到業界,從事應用研究方面的工作,所以申請了幾家頂尖的人機互動(HCI)領域,而且是我嚮往已久的企業或學術機構,包括Nokia在芬蘭的研究中心MIT Media Lab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微軟亞洲研究院、以及卡內基美隆大學HCI研究所。由於我在學術論文上的表現並不傑出,所以學術型的研究單位統統落馬,錄取我的都是企業,包括Nokia和PARC。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HCI的聖堂

當年的Nokia,聲勢仍然如日中天,在行動電話用戶體驗研究做得非常深入,這是我投履歷的原因;但最後我選擇加入帕羅奧圖研究中心(PARC)電腦科學實驗室(CSL)。

這家公司座落在矽谷Palo Alto市,過去包括賈伯斯、比爾蓋玆等業界大神,都在這裡獲得啟發;連Google前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都在這裡當過暑期工讀生。PARC在1970到80年代的創新能力非常強大,發展出今日大家熟悉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雷射印表機、網路技術的前身乙太網路、所見即所得文字編輯器(WYSIWYG)、研發出個人電腦和滑鼠(讀這個歷史你就知道);其成就如同今日科技人才景仰Google或Tesla一般。

對我這個HCI領域的學術新兵來說,PARC幾乎就是HCI的聖堂。我帶著朝聖和修行的心,來見識這樣的傳奇地方。

公司文化初體驗

PARC給了我客座研究員(Visiting Researcher)的職稱,我有一個獨立的辦公空間,窗外每天都是加州溫暖的陽光;我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到了公司,可以先淋浴後、倒杯免費咖啡,才開始工作,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工作環境。

對第一次在國外工作的我來說,可以獲得這樣的禮遇非常開心,但心理壓力就更大了;我認為這樣的待遇,代表對方對我的期待也很高。同事說,97%的PARC員工都是PhD,其餘的就是行政人員或是技術人員。

自信心並不是由外人鼓勵出來的,也不會無中生有,只能自己勇敢嘗試,自己建立信心。

在開放式的餐廳吃飯,也是我第一個新奇的體驗,在這,每天用餐都是在自由座位找位子,每天都坐在不同人面前吃飯。我比較內向,也不習慣主動打招呼;對方很常和你說Hi;我才明白講完Hi之後,要懂得聊天,自我介紹之外還可以聊聊;畢竟大家來自不同國家。但吃飯時間,大家未必想聽你講專業的事,這對隻身出國工作,沒有半點社交基礎的我來說,準備「生活類」的話題,也是個挑戰。

在這裡的午餐交流中,我從沒聽過員工抱怨公司,每個人似乎都樂在自己的工作計畫之中。我學習到的工作適應,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找出在新環境中的互動規則,要調整自己,學習融入、適應和樂在你自己選擇的工作。不喜歡工作上的人或事,工作就不會快樂;不快樂就不會成長,也就更不用說成功了。

即使害怕也要勇於嘗試,就是建立自信的良藥

到職第一週,我就收到通知,要對實驗室同仁進行自我介紹,分享過去的研究主題和發現。這件任務並不難,但想到同事都是史丹佛、麻省理工、哈佛或加州大學等名校畢業的正職研究員,其中還有一些人是過去讀過論文的作者,就讓我倍感壓力,深怕丟臉。我雖然在台灣也是實驗室的大師兄,代表實驗室出征,也不太會丟教授的臉,但在這就我一個人而已,不知道用盡全力還頂不頂得住。

結果是我多慮了,簡報過程異常順利,大家問的問題,除了有時我英文不太輪轉,沒有捉對問題,需要多解釋一下之外,絕大多數的專業問題,我都可以說服對方接受我的論點。

這次經驗讓我學到:自信心並不是由外人鼓勵出來的,也不會無中生有。我的自信來自持續和比你強的人多碰撞,發現原來我們其實也不差,那些自己嚇自己的心魔,自然就會消除殆盡,專業上也就更能隨心所欲。只要持續在專業領域深入鑽研、獨立思考、自主解決疑問,投入久了,專業就是你的。

矽谷的風氣

筆者非常認同很多人說的,矽谷的模式無法直接複製到台灣;許多媒體上的文章,也常舉出各種案例和論點,指出許多先進國家都學習不了矽谷,憑什麼台灣可以有亞洲矽谷?導致政府政策一出,又得出來說明這不是要複製矽谷,是要連結矽谷云云。

筆者認為,其實複製並不是壞事,端看怎麼定義複製。我覺得向矽谷學習,就像練武功時要從秘笈開始、學習專業,要先讀前人研究成果一樣,先去體驗,才能了解;了解之後才能建立比較基礎。有比較的結果,才能發現彼此的長處與短處;才能夠理解和領悟,最後才能找出適合我國的良藥。

如果矽谷風氣指的是科技創新的風氣,那麼我十年前的體驗是這樣的:

樂於分享的自信

台灣過去的教育,總是告訴我們:如果你有一個新的很棒的創意或構想還沒執行,不要輕易和別人說;萬一對方跑去做了你想做的事,那夢想不就白白送給別人了?這其實是非常保守、傳統的閉門造車思維。

我在矽谷那年,國家每月給我約五萬元的生活費,但加州房價和物價相當高,光是租間雅房,錢就花掉了一大半。房間沒有冷氣,炎炎夏日無法靜心研究,所以下班後或假日,筆者常帶著筆電,到附近的甜甜圈小店,點瓶汽水,邊吹免費的冷氣邊工作。

到了晚上,神奇的事發生了,有許多白天在科技公司任職的員工,下班後帶著筆電來店裡;他們不是來吹冷氣的,許多人會觀察並隨機找人聊天,分享他們正在想的軟體或網路方面的創業題目,問問你的意見,也聊聊你在做什麼,希望彼此交流,甚至找到下班時間一起合作創業的對象。他們認為只要有想法、有程式開發能力,每個人都有機會像祖克伯一樣,成為下一個成功的網路創業者。

這樣的DNA這幾年在台灣推動的很好,包括台大車庫計畫、交大清大組織的AUCC、以及非常多大學生自發性的活動,都帶起了「分享風」,是非常好的良善循環。

敢於發表想法的勇氣

我們台灣人給人的印象,就是講話很nice,客客氣氣的,有人會說這是有禮貌、軟實力;但實情是許多人不敢說真話。

原因有二:第一是自信不足,你不知道自己說的到底對不對,怕講錯,所以不敢說;第二是勇氣不足,即使有想法,也沒有勇氣挑戰或得罪你的同事或上司。這樣的文化對組織來說是很不好的。

在PARC工作的一年間,我一開始就也是nice的互動方式,但後來發現,沒有想法才是最容易讓人看不起的,你會像個安靜的隱形人一樣和大家跟進跟出,怎樣都會覺得不自在。這種怕說錯不敢講的心態,一開始是自信問題,久了就變成了習慣,非常可怕。

後來我慢慢調整自己,養成隨時發表自己想法的習慣,特別是當你有獨到見解時,更能受到大家青睞的眼神。當然,這和我們的文化很有關係,也是我認為值得學習,但短期不容易複製的西方元素。

面對失敗,敢重新挑戰的毅力

研究所的訓練目的,是讓人具備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而博士生的訓練,貴在發現與洞察值得解決的問題。在工作期間,我負責收集分析研究數據。數據收集是執行性的工作,得事先確認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問題確認後才會產生要執行的任務。

我們的研究團隊,當時正在執行某個遊戲人際互動的主題,花了七八成的時間思考研究架構,也修正了很多次;主管和成員在評估拋棄否決原先的規劃案時,心態並不是「好可惜,我們都做了那麼久那麼多了」,而是「好棒,我們想到一個比原有題目更好的主題」。

持續探索最佳解答的精神,並非矽谷獨有的DNA,而是所有研究者應有的科學思維。

這樣持續探索最佳解答的精神,並非矽谷獨有的DNA,而是研究者應有的科學思維。即使再聰明的團隊,都需要時間洞察問題、解決問題;如何真誠的面對過程中的失敗,開心地重新再來,不只是個人做事的態度,外部環境是否在資源與時間上支持這樣對極致的追求,也是個關鍵。

我們的組織,不論是公司或學校,常設下許多KPI,必須在特定時間內完成特定事情。有這樣的限制,大家就必得要在「個人存活問題」與「追求極致道理」之間選擇;無怪乎許多社會怪象也由此而生。

回國之後的一系列嘗試

PARC的工作提升了我的專業能力和膽識,但當地社群、甜甜圈小店裡認識的朋友,更讓我有無限的勇氣,培養出敢試一把的傻膽。2008年回台,2009年準備畢業與當兵。當時Facebook都還沒開始紅,我在社群互動上的研究領域讓我思考:市場上有承載真實世界友情的社群平台,而且在美國如此成功,但怎麼沒有遊戲專屬的社群平台?

筆者定義在國內流行的論壇,主要目的是交流資訊,但玩家在遊戲中的情感交流,需要專屬的社群平台;所以那時筆者找了十位朋友、學弟妹,共同打造了「英雄部落遊戲社群」。當然做研究和做生意是兩碼子事,我們努力了兩年半左右,公司還是因為金流控管不良而結束;現在網站雖然連不上了,但在某些網頁還留著零碎的記憶。當年和我們同時在IDEAS Show發表的網站,包括AccuPassEZTABLEPinkoiPubu等公司,現在也都站穩了腳步。

創業這件事對我來說太難了,但我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熱情與快樂,每一次的嘗試都有所成長。後來筆者也陸續加入了Kissbambam(一個Facebook遊戲化交友應用)、Pomics(中研院發展的照片變漫畫系統)、xBeacon(室內導航與近場廣告服務)、Saihu.io(線上技能分享)、SmartDiaper(物聯網的智慧尿布)、Acadeck(將複雜學術理論以易學卡片呈現的App)、以及最近正在做的Quants.ai(股市社群)、及台股大數據(股市Line bot社群應用)等計畫。我一直在嘗試找出成功的路,雖不確定可否達成,但過程是好玩的。

在你心中如果有件很想實現的事,希望你的設計和技術,可以改變人類的某些生活,你就會找到各種資源,自我學習成長;而這些經歷能夠引燃自發學習,不管請教別人、看TED、上Udemy、Coursera課程。老實說,這個年代似乎找不到什麼事是只有學校教得來、網路不能教的。

很奇妙的,我是管理學院畢業的學生,工作卻都在資訊應用方面;現在也在設計學院授課。我不確定是不是矽谷和PARC帶給我這種打不死依然向前的精神,讓我一直勇於嘗試各種網路服務,並接受市場的驗證。也許我還不知道在創業要如何成功,可是我已非常清楚做什麼一定會失敗。反正多試幾次,失敗沒什麼成本,大不了從頭再來。我現在也是這樣教學生。

去矽谷對博士生的好處

某個台灣工程師說:「矽谷待三年,抵過台灣三十年」,筆者並不覺得我去了一年有感受到十年的成長,也許每個人的體會或感受不同,我的感受是獲益良多。也許大家可以看看,到矽谷磨練對其他博士生的成長有沒有幫助,之後再來下定論也不遲。

政府一個大型建設花了上百億,還未必能順利完工;一個博士生到世界各國各頂尖的企業與機構深度體驗,每人一年花政府60萬,相比之下是很便宜的投資。如果少掉一個不必要的大型建設,把預算轉移過來,讓上萬個能發揮影響力的種子,埋在社會各個角落,那也是一種對未來的長期投資。至於立委擔心錢花了,人才培養好了,最後人才跑去國外甚至對岸工作,其實這樣又有什麼關係呢?當這些人才功成名就,在國外發光發熱,除了創造更多「台灣之光」之外,不也能幫台灣製造更多的機會嗎?

如何學習矽谷?

筆者在矽谷只待了一年左右,不敢說有矽谷的DNA,充其量只是去感受和體驗不同的文化,只能用一個外人的角度,觀察我們和矽谷之間的差異。

筆者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說,台灣和矽谷的差異,並不是在專業技術上;台灣擅長的硬體就不用說了,就算是在軟體方面,台灣的技術也不算落後。台灣和矽谷最重大的差異是「思維」。個人思維影響行為,個人行為表現的整體現象就是文化;所以要改變文化,必得先從個人思維的改變開始。怕做錯、沒勇氣、不分享、不敢夢、只敢想、不敢做、炒短線的思維,是成長與學習環境造成的,這些都需要改變。

台灣和矽谷的差異,並不是在專業技術上,而是思維與文化。

有人說先別談學習矽谷,台灣根本的問題,主要在於低薪與職場整體環境不佳,所以無法吸引優質國際人才。筆者認為,無法吸引國際人才來台工作,或是無法留住國內優秀人才,的確是很重要的產業問題;政府透過企業補助、稅法優惠,可以改善就業環境,在台灣創造優秀的人才與工作文化;而優秀的人才,可以刺激思維,幫助年輕人從根本提升思維。

但這只能是政府藥方的其中一帖而已,最好的良帖未必能立即實踐、產生最大的影響力。也因此,我們必得有第二帖、第三帖、更多帖的好的藥方,多管齊下。科技部提的三個藥方:厚植專業、鼓勵創新、人才培育,加上教育部近期提出終止評鑑的新政,也許不是最完美的藥方,但可以看到政府的努力方向。

當然,即使投入資源,也不見得每帖藥方都有效,但在找到更好的藥方之前,不能就此因噎廢食,停止投入資源。再者,無論是整個過程中的嘗試、錯誤中的學習,成功的經驗,都能幫助台灣一點一點的前進。回首看過去與現在,台灣一直都在進步,速度也許不夠快,成效也許不夠大,也許這一代來不及完全改變,但我們必須做點事,埋下世世代代的希望種子。

只挑單一政策PK,這樣的批評有何意義?

每個先進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台灣在某些領域也是許多國家的榜樣;就像許多國家會派人來台灣學習農業和製造業先進技術。不要把問題放在花錢送去博士生矽谷這個點上,應該跳脫架構,以不同的觀點自我檢視。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靠製造業和半導體產業站穩全球領先地位,但近十五年來,軟體和網路快速發展之下,相對對岸及美國,台灣相對弱勢。如果在物聯網、工業4.0這些硬體、軟體、數據結合的產業,是台灣計畫在在既有製造業優勢上推動的產業,那我們向矽谷、向中國大陸這些網路及軟體產業先進國家取經,又有何不可呢?

立委或名嘴往往只從單一政策中挑出某個政策來PK,由於單一政策都是薄弱而不周全的,當然他們怎麼說都贏。真正具有建設性的評論,必須要全面地綜合思考,才能提出解方,這樣的建議與批評才會精準、有意義。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心,不要期待政策特效藥,也不要忘了太多急就章的決策,不但浪費太多資源,更讓國家發展停滯不前。

筆者每天讀網路新聞和新聞留言,深深覺得網路上應該多一點建設性的聲音,特別是擁有眾多支持者的意見領袖,言論就算是批判,也必得要有建設性。建設性的聲音,不是自我感覺良好、歌功頌德的所謂「正能量」,而是客觀批評、客觀討論。

國家求進步,迫切需要改善的地方很多,不論就業面、教育面、經濟面,都有許多問題存在,然而多數媒體只想從突顯問題中得到注目,提不出或不想提出好的見解與想法,無怪乎整個網路社會形成仇富和酸民文化。這世界不缺抱怨,缺的是解決的方法。我們真的太需要「可以解決問題的人」和「捲袖做事的人」。

編按:本文取材自作者Facebook網誌,經本站編輯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