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國家送去矽谷的博士生：送人才出國磨練的必要／溫明輝

對在大學擔任教授的我們，本週新聞兩件大事，除了「大學訪視評鑑停辦」大家拍拍手之外，就是「陳良基教授接任科技部長」這個新聞。

陳部長提出了三大使命：一、「打底基礎研究，創造科技新的價值」；二、「深耕創新創業，啟動摩爾定律思考」；三、 「科學人才奠基，連結未來世界」。其中第三項政策中，又提到要「每年送50位博士生去矽谷」，因此引來網路前輩蕭瑟寡人的一篇「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受訓，只是到此一遊？」文章，立委也對此政策提出質疑。

大家質疑的點有幾項：一、好的人才自會找到出路，不用政府推一把；（2） 花錢讓個人成長，萬一不回來了，對國家有什麼幫助？三、矽谷難道沒台灣人嗎，為什麼還要花國家錢送去？四、去了又怎樣？會有什麼效果嗎？會不會只是送一批人到此一遊？

上面這四個問題，筆者認為都可能存在，但都非必然存在。政策就是這樣：如果為政者腦中有更好的選項，就不會傻傻的拿這個政策出來給大家罵。但如果我們去批評的點都是「如果」，都是「萬一」、都是「特例」的話，反正任何政策都無法面面俱到，亁脆什麼事都不要做，國家再次停滯不前，如何？

國家能做的，就是對申請者做好審查管制，將資源投注在最有把握的人身上，不應因噎廢食，停止投資人才。

筆者預期這項政策的效果會是正面的。要知道，一個人唸到博士，身上已經背負了許多國家投資；在實驗室與教授學習的數年間，把知識和技能練好了，如果可以在學習生涯中有機會增廣見聞，衝擊腦子，在思維的格局與層次上會甚有幫助。

當然，長見識不一定得靠政府幫忙，管道很多，都應各方嘗試；增見聞也不一定要去矽谷，因為在人文、數理、工程各領域，不同地方各自有其發展卓越之處，應視國家所需選擇。另外，每年送往各國研究單位的人選橫跨人文、理工各科，筆者認為並沒有重科技輕人文的問題。

最後，學習成效與投入態度也可能因人而異；國家能做的，只有對申請者做好審查管制，將資源投注在最有把握的人身上。至於國家投資的人在國外半年一年到底做了什麼，以及回國之後，立即、十年、二十年，是否可以真的為國貢獻所學，讓國家取回投資成本，這件事也甚難掌握與衡量。

但是有這些疑慮，就不值得做嗎？筆者本身就是十年前以科技部（那時叫國科會）經費（各位的納稅錢）去矽谷的博士生之一。針對這個主題，我想用親身經驗來分享一些心得與看法。

我的矽谷修行路

2007年，筆者正在攻讀博士班四年級，主修的是人因工程（Human Factors），特別專注於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設計。正常來說，一個全職的博士生，大概在二年級就已修完所有課程，剩下的時間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鑽研，準備發表博士論文。

對於如筆者當時這樣的新手研究者來說，通常一篇普通貢獻的研究論文，就需要花上兩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寫出來，不但得全力以赴，還不一定能被錄取。當然，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會從網路、期刊資料庫中掌握自己感興趣領域的研究主題，看看又有哪些新的發展與推進；學生生涯中也會有幾次出席短期的國際研討會，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但通常就一週左右的時間而已。

在學校的期間，筆者除了協助教授和學弟妹們研討研究之外，最感興趣的是Internet方面，特別是社群的應用。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電腦遊戲設計對使用者遊玩經驗與行為的影響」；套句現在的流行話，就是遊戲內容社群互動的UX設計。

四年級結束，筆者總算完成論文，並投稿到國外期刊等待審查。論文想在學術期刊上見刊，除了需要一年多的審查期間外，要是論文還未通過，還不能畢業。筆者想，與其天天待在實驗室，不如試著申請國外的研究單位，見識一下我這個領域的研究機構。

準備上陣的菜鳥

科技部有個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的計畫，俗稱千里馬計畫，提供國內博士生赴世界各國頂尖研究機構深度體驗（交流見習、協同研究、貢獻所學）一年左右。當年申請的規則，我們必須先取得國際知名研究單位的同意書，才可以向國家提出申請。

筆者一直嚮往著畢業後可以到業界，從事應用研究方面的工作，所以申請了幾家頂尖的人機互動（HCI）領域，而且是我嚮往已久的企業或學術機構，包括Nokia在芬蘭的研究中心、MIT Media Lab、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微軟亞洲研究院、以及卡內基美隆大學HCI研究所。由於我在學術論文上的表現並不傑出，所以學術型的研究單位統統落馬，錄取我的都是企業，包括Nokia和PARC。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HCI的聖堂

當年的Nokia，聲勢仍然如日中天，在行動電話用戶體驗研究做得非常深入，這是我投履歷的原因；但最後我選擇加入帕羅奧圖研究中心（PARC）電腦科學實驗室（CSL）。

這家公司座落在矽谷Palo Alto市，過去包括賈伯斯、比爾蓋玆等業界大神，都在這裡獲得啟發；連Google前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都在這裡當過暑期工讀生。PARC在1970到80年代的創新能力非常強大，發展出今日大家熟悉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雷射印表機、網路技術的前身乙太網路、所見即所得文字編輯器（WYSIWYG）、研發出個人電腦和滑鼠（讀這個歷史你就知道）；其成就如同今日科技人才景仰Google或Tesla一般。

對我這個HCI領域的學術新兵來說，PARC幾乎就是HCI的聖堂。我帶著朝聖和修行的心，來見識這樣的傳奇地方。

公司文化初體驗

PARC給了我客座研究員（Visiting Researcher）的職稱，我有一個獨立的辦公空間，窗外每天都是加州溫暖的陽光；我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到了公司，可以先淋浴後、倒杯免費咖啡，才開始工作，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工作環境。

對第一次在國外工作的我來說，可以獲得這樣的禮遇非常開心，但心理壓力就更大了；我認為這樣的待遇，代表對方對我的期待也很高。同事說，97%的PARC員工都是PhD，其餘的就是行政人員或是技術人員。

自信心並不是由外人鼓勵出來的，也不會無中生有，只能自己勇敢嘗試，自己建立信心。

在開放式的餐廳吃飯，也是我第一個新奇的體驗，在這，每天用餐都是在自由座位找位子，每天都坐在不同人面前吃飯。我比較內向，也不習慣主動打招呼；對方很常和你說Hi；我才明白講完Hi之後，要懂得聊天，自我介紹之外還可以聊聊；畢竟大家來自不同國家。但吃飯時間，大家未必想聽你講專業的事，這對隻身出國工作，沒有半點社交基礎的我來說，準備「生活類」的話題，也是個挑戰。

在這裡的午餐交流中，我從沒聽過員工抱怨公司，每個人似乎都樂在自己的工作計畫之中。我學習到的工作適應，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找出在新環境中的互動規則，要調整自己，學習融入、適應和樂在你自己選擇的工作。不喜歡工作上的人或事，工作就不會快樂；不快樂就不會成長，也就更不用說成功了。

即使害怕也要勇於嘗試，就是建立自信的良藥

到職第一週，我就收到通知，要對實驗室同仁進行自我介紹，分享過去的研究主題和發現。這件任務並不難，但想到同事都是史丹佛、麻省理工、哈佛或加州大學等名校畢業的正職研究員，其中還有一些人是過去讀過論文的作者，就讓我倍感壓力，深怕丟臉。我雖然在台灣也是實驗室的大師兄，代表實驗室出征，也不太會丟教授的臉，但在這就我一個人而已，不知道用盡全力還頂不頂得住。

結果是我多慮了，簡報過程異常順利，大家問的問題，除了有時我英文不太輪轉，沒有捉對問題，需要多解釋一下之外，絕大多數的專業問題，我都可以說服對方接受我的論點。

這次經驗讓我學到：自信心並不是由外人鼓勵出來的，也不會無中生有。我的自信來自持續和比你強的人多碰撞，發現原來我們其實也不差，那些自己嚇自己的心魔，自然就會消除殆盡，專業上也就更能隨心所欲。只要持續在專業領域深入鑽研、獨立思考、自主解決疑問，投入久了，專業就是你的。

矽谷的風氣

筆者非常認同很多人說的，矽谷的模式無法直接複製到台灣；許多媒體上的文章，也常舉出各種案例和論點，指出許多先進國家都學習不了矽谷，憑什麼台灣可以有亞洲矽谷？導致政府政策一出，又得出來說明這不是要複製矽谷，是要連結矽谷云云。

筆者認為，其實複製並不是壞事，端看怎麼定義複製。我覺得向矽谷學習，就像練武功時要從秘笈開始、學習專業，要先讀前人研究成果一樣，先去體驗，才能了解；了解之後才能建立比較基礎。有比較的結果，才能發現彼此的長處與短處；才能夠理解和領悟，最後才能找出適合我國的良藥。

如果矽谷風氣指的是科技創新的風氣，那麼我十年前的體驗是這樣的：

樂於分享的自信

台灣過去的教育，總是告訴我們：如果你有一個新的很棒的創意或構想還沒執行，不要輕易和別人說；萬一對方跑去做了你想做的事，那夢想不就白白送給別人了？這其實是非常保守、傳統的閉門造車思維。

我在矽谷那年，國家每月給我約五萬元的生活費，但加州房價和物價相當高，光是租間雅房，錢就花掉了一大半。房間沒有冷氣，炎炎夏日無法靜心研究，所以下班後或假日，筆者常帶著筆電，到附近的甜甜圈小店，點瓶汽水，邊吹免費的冷氣邊工作。

到了晚上，神奇的事發生了，有許多白天在科技公司任職的員工，下班後帶著筆電來店裡；他們不是來吹冷氣的，許多人會觀察並隨機找人聊天，分享他們正在想的軟體或網路方面的創業題目，問問你的意見，也聊聊你在做什麼，希望彼此交流，甚至找到下班時間一起合作創業的對象。他們認為只要有想法、有程式開發能力，每個人都有機會像祖克伯一樣，成為下一個成功的網路創業者。

這樣的DNA這幾年在台灣推動的很好，包括台大車庫計畫、交大清大組織的AUCC、以及非常多大學生自發性的活動，都帶起了「分享風」，是非常好的良善循環。

敢於發表想法的勇氣

我們台灣人給人的印象，就是講話很nice，客客氣氣的，有人會說這是有禮貌、軟實力；但實情是許多人不敢說真話。

原因有二：第一是自信不足，你不知道自己說的到底對不對，怕講錯，所以不敢說；第二是勇氣不足，即使有想法，也沒有勇氣挑戰或得罪你的同事或上司。這樣的文化對組織來說是很不好的。

在PARC工作的一年間，我一開始就也是nice的互動方式，但後來發現，沒有想法才是最容易讓人看不起的，你會像個安靜的隱形人一樣和大家跟進跟出，怎樣都會覺得不自在。這種怕說錯不敢講的心態，一開始是自信問題，久了就變成了習慣，非常可怕。

後來我慢慢調整自己，養成隨時發表自己想法的習慣，特別是當你有獨到見解時，更能受到大家青睞的眼神。當然，這和我們的文化很有關係，也是我認為值得學習，但短期不容易複製的西方元素。

面對失敗，敢重新挑戰的毅力

研究所的訓練目的，是讓人具備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而博士生的訓練，貴在發現與洞察值得解決的問題。在工作期間，我負責收集分析研究數據。數據收集是執行性的工作，得事先確認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問題確認後才會產生要執行的任務。

我們的研究團隊，當時正在執行某個遊戲人際互動的主題，花了七八成的時間思考研究架構，也修正了很多次；主管和成員在評估拋棄否決原先的規劃案時，心態並不是「好可惜，我們都做了那麼久那麼多了」，而是「好棒，我們想到一個比原有題目更好的主題」。

持續探索最佳解答的精神，並非矽谷獨有的DNA，而是所有研究者應有的科學思維。

這樣持續探索最佳解答的精神，並非矽谷獨有的DNA，而是研究者應有的科學思維。即使再聰明的團隊，都需要時間洞察問題、解決問題；如何真誠的面對過程中的失敗，開心地重新再來，不只是個人做事的態度，外部環境是否在資源與時間上支持這樣對極致的追求，也是個關鍵。

我們的組織，不論是公司或學校，常設下許多KPI，必須在特定時間內完成特定事情。有這樣的限制，大家就必得要在「個人存活問題」與「追求極致道理」之間選擇；無怪乎許多社會怪象也由此而生。

回國之後的一系列嘗試

PARC的工作提升了我的專業能力和膽識，但當地社群、甜甜圈小店裡認識的朋友，更讓我有無限的勇氣，培養出敢試一把的傻膽。2008年回台，2009年準備畢業與當兵。當時Facebook都還沒開始紅，我在社群互動上的研究領域讓我思考：市場上有承載真實世界友情的社群平台，而且在美國如此成功，但怎麼沒有遊戲專屬的社群平台？

筆者定義在國內流行的論壇，主要目的是交流資訊，但玩家在遊戲中的情感交流，需要專屬的社群平台；所以那時筆者找了十位朋友、學弟妹，共同打造了「英雄部落遊戲社群」。當然做研究和做生意是兩碼子事，我們努力了兩年半左右，公司還是因為金流控管不良而結束；現在網站雖然連不上了，但在某些網頁還留著零碎的記憶。當年和我們同時在IDEAS Show發表的網站，包括AccuPass、EZTABLE、Pinkoi、Pubu等公司，現在也都站穩了腳步。

創業這件事對我來說太難了，但我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熱情與快樂，每一次的嘗試都有所成長。後來筆者也陸續加入了Kissbambam（一個Facebook遊戲化交友應用）、Pomics（中研院發展的照片變漫畫系統）、xBeacon（室內導航與近場廣告服務）、Saihu.io（線上技能分享）、SmartDiaper（物聯網的智慧尿布）、Acadeck（將複雜學術理論以易學卡片呈現的App）、以及最近正在做的Quants.ai（股市社群）、及台股大數據（股市Line bot社群應用）等計畫。我一直在嘗試找出成功的路，雖不確定可否達成，但過程是好玩的。

在你心中如果有件很想實現的事，希望你的設計和技術，可以改變人類的某些生活，你就會找到各種資源，自我學習成長；而這些經歷能夠引燃自發學習，不管請教別人、看TED、上Udemy、Coursera課程。老實說，這個年代似乎找不到什麼事是只有學校教得來、網路不能教的。

很奇妙的，我是管理學院畢業的學生，工作卻都在資訊應用方面；現在也在設計學院授課。我不確定是不是矽谷和PARC帶給我這種打不死依然向前的精神，讓我一直勇於嘗試各種網路服務，並接受市場的驗證。也許我還不知道在創業要如何成功，可是我已非常清楚做什麼一定會失敗。反正多試幾次，失敗沒什麼成本，大不了從頭再來。我現在也是這樣教學生。

去矽谷對博士生的好處

某個台灣工程師說：「矽谷待三年，抵過台灣三十年」，筆者並不覺得我去了一年有感受到十年的成長，也許每個人的體會或感受不同，我的感受是獲益良多。也許大家可以看看，到矽谷磨練對其他博士生的成長有沒有幫助，之後再來下定論也不遲。

政府一個大型建設花了上百億，還未必能順利完工；一個博士生到世界各國各頂尖的企業與機構深度體驗，每人一年花政府60萬，相比之下是很便宜的投資。如果少掉一個不必要的大型建設，把預算轉移過來，讓上萬個能發揮影響力的種子，埋在社會各個角落，那也是一種對未來的長期投資。至於立委擔心錢花了，人才培養好了，最後人才跑去國外甚至對岸工作，其實這樣又有什麼關係呢？當這些人才功成名就，在國外發光發熱，除了創造更多「台灣之光」之外，不也能幫台灣製造更多的機會嗎？

如何學習矽谷？

筆者在矽谷只待了一年左右，不敢說有矽谷的DNA，充其量只是去感受和體驗不同的文化，只能用一個外人的角度，觀察我們和矽谷之間的差異。

筆者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說，台灣和矽谷的差異，並不是在專業技術上；台灣擅長的硬體就不用說了，就算是在軟體方面，台灣的技術也不算落後。台灣和矽谷最重大的差異是「思維」。個人思維影響行為，個人行為表現的整體現象就是文化；所以要改變文化，必得先從個人思維的改變開始。怕做錯、沒勇氣、不分享、不敢夢、只敢想、不敢做、炒短線的思維，是成長與學習環境造成的，這些都需要改變。

台灣和矽谷的差異，並不是在專業技術上，而是思維與文化。

有人說先別談學習矽谷，台灣根本的問題，主要在於低薪與職場整體環境不佳，所以無法吸引優質國際人才。筆者認為，無法吸引國際人才來台工作，或是無法留住國內優秀人才，的確是很重要的產業問題；政府透過企業補助、稅法優惠，可以改善就業環境，在台灣創造優秀的人才與工作文化；而優秀的人才，可以刺激思維，幫助年輕人從根本提升思維。

但這只能是政府藥方的其中一帖而已，最好的良帖未必能立即實踐、產生最大的影響力。也因此，我們必得有第二帖、第三帖、更多帖的好的藥方，多管齊下。科技部提的三個藥方：厚植專業、鼓勵創新、人才培育，加上教育部近期提出終止評鑑的新政，也許不是最完美的藥方，但可以看到政府的努力方向。

當然，即使投入資源，也不見得每帖藥方都有效，但在找到更好的藥方之前，不能就此因噎廢食，停止投入資源。再者，無論是整個過程中的嘗試、錯誤中的學習，成功的經驗，都能幫助台灣一點一點的前進。回首看過去與現在，台灣一直都在進步，速度也許不夠快，成效也許不夠大，也許這一代來不及完全改變，但我們必須做點事，埋下世世代代的希望種子。

只挑單一政策PK，這樣的批評有何意義？

每個先進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台灣在某些領域也是許多國家的榜樣；就像許多國家會派人來台灣學習農業和製造業先進技術。不要把問題放在花錢送去博士生矽谷這個點上，應該跳脫架構，以不同的觀點自我檢視。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靠製造業和半導體產業站穩全球領先地位，但近十五年來，軟體和網路快速發展之下，相對對岸及美國，台灣相對弱勢。如果在物聯網、工業4.0這些硬體、軟體、數據結合的產業，是台灣計畫在在既有製造業優勢上推動的產業，那我們向矽谷、向中國大陸這些網路及軟體產業先進國家取經，又有何不可呢？

立委或名嘴往往只從單一政策中挑出某個政策來PK，由於單一政策都是薄弱而不周全的，當然他們怎麼說都贏。真正具有建設性的評論，必須要全面地綜合思考，才能提出解方，這樣的建議與批評才會精準、有意義。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心，不要期待政策特效藥，也不要忘了太多急就章的決策，不但浪費太多資源，更讓國家發展停滯不前。

筆者每天讀網路新聞和新聞留言，深深覺得網路上應該多一點建設性的聲音，特別是擁有眾多支持者的意見領袖，言論就算是批判，也必得要有建設性。建設性的聲音，不是自我感覺良好、歌功頌德的所謂「正能量」，而是客觀批評、客觀討論。

國家求進步，迫切需要改善的地方很多，不論就業面、教育面、經濟面，都有許多問題存在，然而多數媒體只想從突顯問題中得到注目，提不出或不想提出好的見解與想法，無怪乎整個網路社會形成仇富和酸民文化。這世界不缺抱怨，缺的是解決的方法。我們真的太需要「可以解決問題的人」和「捲袖做事的人」。

編按：本文取材自作者Facebook網誌，經本站編輯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