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象之爭：中國與印度的軟體業發展軌跡／程天縱
前一陣子印度與中國的軍人在邊界的洞朗地區對峙長達73天的新聞，勾起了人們對1962年中印戰爭的回憶，這些新聞佔據了版面很長的時間。
我對於政治沒有多大興趣，對於戰爭更是厭惡；因此我不談中印兩國之間的政治與戰爭，我來談談中印兩國在軟體產業之間的競爭。
歐美軟體業的外包潮
1980年代，歐美的硬體製造業開始大量外移到海外（Offshore Manufacturing），以便降低製造成本，順便進入新興市場；當時的製造工廠大多擺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
印度在硬體的進口關稅方面，採取了「整機進口」比「零件進口」稅率更低的奇怪政策；擺明了是歡迎整機進口，不鼓勵在印度當地生產製造。因此，印度在這一波歐美硬體製造外移的浪潮當中，幾乎沒有吸引到多少外資。
至在軟體開發方面，美國企業當時也開始引進亞洲軟體開發工程師前往美國工作。在亞洲國家當中，最積極爭取這種在美國本土「內包」（In Sourcing）軟體開發工作機會的，就數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了。
1990年我在惠普的矽谷總部工作，遇到許多從中國大陸和印度的軟體公司派遣到美國惠普，以協助開發軟體的工程人員。
這種類似人力派遣的軟體開發模式，當時廣為矽谷的美國企業所採用；一方面是軟體開發工程師在矽谷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從中國大陸和印度派遣的工程師費用也比較便宜，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這些派遣工程師做的多半都是軟體程式碼撰寫（Coding）的工作，而不是比較高端的軟體系統架構（System Architecture）設計。這些軟體工程師，就是今天中國大陸所稱的「碼農」；軟體業「碼農」所做的工作，其實就是硬體製造業的代工，附加價值並不是很高。
很顯然的，中國大陸在這場「碼農派遣」的競爭中，不敵印度；印度工程師的數量，遠遠超過中國大陸來的工程師。
但是好景不常，從1991年開始，這些從印度和中國大陸派遣到矽谷為美國企業開發軟體的數量龐大的工程師們，吸引了美國幾大電視台的注意，並且開始跟蹤、採訪、報導這種現象；而且大都是以負面的角度來報導，認為這些人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
於是美國企業開始嘗試把整個軟體開發案，包括系統架構和程式撰寫，都「外包」到印度本土，然後透過網路在美國做專案管理，以避免美國媒體的負面報導與攻擊。
在這波軟體「外包」的競爭中，印度完勝中國，幾乎達到「贏者通吃」的局面；於是造就了印度的軟體大企業，包含 Tata、TCS、Infosys、Wipro等等。
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英文是印度的官方語言之一；因為印度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度軟體工程師用英文溝通，普遍沒有問題。
印度工程師要派往美國，手續非常簡單，一兩天內就可成行；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大陸，一般人要出國非常困難，必須經過層層的審批，手續往往一兩個月都辦不完。
印度是一個非常民主開放的國家，對通訊和網路的管理非常鬆散，因此廣受歐美企業歡迎；而反觀當時的中國大陸，對於通訊和網路的管制非常嚴格，成為中國企業在跨全球軟體開發合作案中競爭的劣勢。
前兩個原因，造成了所謂「碼農派遣」模式的「內包」競爭階段，中國大陸不敵印度；而第三個原因更是造成在軟體開發案「外包」的競爭階段時，印度完勝中國的局面。
中國早期的接案障礙
我在1992年1月從美國派駐到北京，擔任中國惠普總裁之後，也曾就這個題目與當時電子部的領導人們交換過意見，分享了我的分析與看法。
當時我建議，中國的軟體產業轉移目標市場，捨棄歐美而專注日本。日本的軟體開發工程師也面臨著供不應求的局面，而且開發工作的人力缺口高達兩三萬個人年。
大陸東北的軟體企業為日本客戶開發軟體，除了有地利之便，日文在東北還是非常流行的，也有語言上的優勢。
電子部的領導採納了我的建議，為東北的軟體企業開了綠燈，除了出國手續簡化，通訊和網路也盡量提供便利。
很不幸的是，我在2016年8月28日發表的文章〈美、日、中電子產業的變革，是台灣未來寶貴的一課〉中指出過，日本在家電時代稱王，但卻錯過了資訊和網路時代；而日本在資訊產業方面的不振，也導致了中國大陸東北的軟體產業發展不起來。
這更加證明了一點：選對客戶和選對市場，對產業的發展是非常關鍵的。
德州儀器與中國的軟體政策
在1997年10月我離開了惠普公司，加入德州儀器擔任亞太區總裁。
德州儀器在1988年進入印度，率先將半導體晶片設計中心設置在位於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班加羅爾（Bengaluru；舊稱Bangalore），隨後英特爾、通用、微軟、IBM、SAP、甲骨文等全球最優秀的軟體公司也紛紛跟進。
現今的班加羅爾已經是印度的矽谷，也是居印度IT產業第一位的城市。
1999年中，時任中國信息產業部副部長的曲維枝女士組織了一個跨五部委的考察團，包含信息產業部、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發改委的十幾位司局長，前往印度考察當地軟體產業的發展、以及相關的政府政策。
由於印度政府一向把中國視為假想敵，因此中印關係一直不好，官方的溝通管道更是不順暢；當時，中國駐印度的周大使在到任長達一年半之後，還見不到印度政府的高層人士。
當時，德州儀器在班加羅爾的研發中心已經有超過3,000名工程師，對於印度政府的影響力非常大；因此曲部長請我幫代表團安排考察印度一個星期的行程。
在我的陪同下，考察團拜訪了卡納塔克邦的省長、印度政府的幾位部長、外商在印度的總部和研發中心、以及印度的知名大型軟體企業。
考察團回國後，頒布了知名的「5號文件」，也就是《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其中包含「增值稅從17%降低到6%」的優惠政策。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對於軟體產業非常重視；為了促進其發展，寧可不顧面子的捨棄外交管道，找德州儀器來安排行程。
考察行程結束之後，中國政府對於軟體產業和半導體晶片設計產業的優惠政策，下了很大的力度。
中國與印度的軟體發展歧異
回到2017年的今天來看，中國的軟體產業仍然不如印度；但是，印度的軟體產值仍然大部分來自於軟體外包和代工。反觀中國，則已經擺脫了IT產業，實現了彎道超車的戰略，直接進入了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新領域。
為什麼印度在擁有龐大軟體產業的規模優勢下，沒有辦法進入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慧等等的新領域，仍然停留在IT時代原地踏步？
我在前面提到的《美、日、中電子產業的變革，是台灣未來寶貴的一課》一文中也指出，日本和台灣陷入現今經濟困境的原因，我相信印度也同蹈覆轍，停步於IT時代的軟體外包模式中。
那麼為什麼中國可以彎道超車，把印度遠遠的拋在後面？
如果不依托在硬體上，純軟體的產業發展會遇到瓶頸；尤其是不只要做代工，也要打造自我品牌。
要有一個有強大消費能力的國內市場，不是只看人頭的多寡。
要有一個鼓勵創新創業的環境、和支持開放應用的政府。
結語
從過去30年中印兩國在軟體或數位產業的競爭來看，成為贏家的關鍵在於「開放」。
在1980、90年代，中國在軟體外包產業輸給了印度，主要的原因在於當時的環境是不開放的。中國能夠彎道超車，進入21世紀以後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方面都遠遠超越印度，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開放的政策和環境。
政策開放，吸引外資，促成了過去30年GDP的高速增長，造就了今天強大消費能力的大陸市場；政策開放、招商引資，則吸引了台灣硬體代工製造，建立健全的供應鏈體系。
政策開放，支持創新創業，尤其是鼓勵互聯網領域的應用：共用單車、無人駕駛、第三方支付、P2P金融、電子商務、人工智慧等方面的創新應用。
連中國大陸都能開放，台灣能不開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