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班同學除了少數出國外,在台就業的平均月薪都在7,500到8,000元之間。外商公司薪資最高的,就是位於中和南勢角的德州儀器公司,而國內薪資最高的單位,就是位於桃園龍潭的中山科學院。
而我的起薪是5,500元,還要自備摩托車一輛,用來跑客戶。我父親認為,跑業務不能騎野狼125,必須有一台比較稱頭的摩托車,因此張羅了45,000元,幫我買了一輛偉士牌(Vespa)。
大學荒唐四年的結果,就是當了兩年的大專兵,吃盡苦頭,找工作到處碰壁;因此我特別珍惜這個機會,也了解父親在家境不好的情況下,為我買這麼貴的摩托車的用心。
我必須努力,沒有退路。
當時公司代理的,都是歐美日半導體前端晶圓製造、以及後段封裝測試的設備。靠著自己的摸索和學習,勤能補拙,我幾乎跑遍了台灣的半導體和電子公司。
我曾經騎著摩托車,從台北到基隆拜訪海軍第三造船廠,然後沿著縱貫線到桃園拜訪電信研究所,到台中拜訪EMMT、農試所,然後一路南下到屏東拜訪屏東機場。只要用得到電子測試產品的地方,我無所不至。
我的摩托車置物箱裡面,永遠放著一條濕潤乾淨的毛巾。當時不流行戴安全帽,所以到了客戶公司,先把臉上的灰給抹乾淨,才拎著皮包去拜訪客戶;每晚回到家,整條毛巾都是黑色的。
1979年初,我接到了一通電話。對方自我介紹說是台灣惠普公司電子測試儀器部經理,名字叫做吳傳誠。他是交大電子工程系60級,高我三屆的學長;雖然我們彼此不認識,但在電話裡談得非常熱絡。
他打電話來的目的,就是邀請我和我太太一起吃個飯,彼此認識一下;我也沒有多想,就答應了。有人請吃飯、又可以認識學長多多學習,何樂而不為?
在用餐過程當中,他花了很多時間介紹了惠普這家公司成長的歷史、以及獨特的價值觀與企業文化。由於大家都在電子業,我對惠普的產品還算熟悉,話題就圍繞著惠普在台灣的工作環境和發展。
接著他就單刀直入,希望我加入惠普公司,並且請我把我的期望薪資當場告訴他。這是一個很容易做的決定,不必太多考慮,我當場就接受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我反問吳傳誠學長,我並沒有在找工作,他如何知道我的情況,並且拿到我的電話號碼?他為什麼對我這麼有信心?
他說,他要找人才,不會透過人資部門,也不會透過人才招募或獵頭公司。因為他的客戶一定會接觸到許多同行的業務人員,因此他直接問他的客戶,有沒有令他們印象深刻、優秀的業務人員。
他問了10個客戶,其中有8個提到了我的名字,其餘的兩個客戶不認識我。他相信客戶的立場最客觀;如果我能夠得到所有客戶的認可,一定是一個優秀的業務人才,一定要把我招進惠普公司。
從這個事件中,我學到了幾件事:
優秀人才不會主動到處找工作。因為他們在現有的工作崗位上必定表現出色,受到公司的重用。
客戶或用戶的立場最客觀,他們是你的「主審裁判」;他們不必得到你的同意或意見,直接判斷你投的是好球還是壞球。
自己找上門的機會,一定比自己努力去追求的好。當你在努力追求未來的機會時,你就會忽視眼前的工作和眼前的「主審裁判」。
部門主管負責人才的「選育用留」,「選」是最重要的一步。找到好的人才,接下來三個步驟都容易多了。
如果你是「伯樂」、又需要「千里馬」,你必須主動去找,不要以為「千里馬」會主動跑到「伯樂」面前。
我非常感謝我的「貴人」客戶們的推薦,我更感恩我的學長吳傳誠,他是我職業生涯的第一個「伯樂」。因為,他開啟了我長達35年的專業經理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