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50年：我的直言不諱，讓自己被Apple炒掉了／Jean-Louis Gassée

我跟其他人格格不入的建議、讓他們覺得奇怪的做事方式、再加不懂得拐彎抹角的講話風格，雖然建立了一些功績，但也埋下了離開的遠因。那一年拿到的最高獎金，或許證明了我某些方面是對的，但也可以說是Apple給我的「分手禮物」。

1990年1月，在加州Palo Alto的一家餐廳裡，我和當時的Apple執行長John Sculley吃了作為同事身分的最後一餐，在座的還有負責人資的副總裁。

在上甜點的時候，Sculley問我，對他作為執行長的績效有什麼看法、我是否信任他的決定、是否認為他帶領公司的方向是對的。而我，則以謙恭但誠懇的態度，告訴了他心裡真正的想法。

「老兄，我真是以你為傲」

當時我的心態是這樣的：我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對的事情、以明確和誠實的建議來幫助公司、希望為沈悶的管理階層帶來一點新鮮空氣。

在這頓飯之前，這位以低調著稱的人資副總Kevin Sullivan就說，希望我不要只講場面話，最好能夠直言不諱，給Sculley一些「幫助」。

用完餐等車子來接的時候，Sullivan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說：「老兄，我真是以你為傲。」

幾年以後想起這件事情，我終於懂了；他那句話的意思是：

「老兄，你完蛋了。」

兩天之後，Sullivan要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他眼裡含著淚，用盡可能溫和的語氣告訴我：「我受命要你離開Apple，立即生效。」

回到自己辦公室之後，我召集所有直屬組員，親自告訴他們這個消息；因為，我不希望他們聽到的是來自別人那邊、可能經過加油添醋的版本。

就在我取下牆上照片、整理個人物品的時候，消息已經傳遍了整個工程團隊；不久之後，工程師們開始舉著上面寫著「Jean-Louis，不要走」的牌子在外面繞圈圈。

雖然這場「示威遊行」規模很小、時間很短，但它使得原本應該很快結束的離職過程變得有點複雜：一些Apple主管擔心，無論我下個工作在哪裡，都會有工程師跟著我過去。

我堅持表示絕對不會帶任何人走，但他們不信；於是他們修改了離職條款：在當年九月的公司會計年度結束之前，我還可以在公司再「待一陣子」。

學書法的八個月

有趣的是，接下來原本應該很尷尬的八個月，卻變得相當開心。作為一個「不管部長」，除了常常被叫去解釋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之外，好像也沒什麼事情可以做。

有些人資部門的人，對我的狀況表示了一些同情，常常問我公司可以做點什麼，讓我剩下的「任期」可以過得舒服一點。那麼……，幫我安排個日本書法和日語會話課怎麼樣？

幾天之後，執行長Sculley走進我的辦公室，看看我在做什麼。我的桌上堆滿沾了墨跡的破報紙、大支毛筆和墨汁，還有一位高挑的日本女士慢慢的說日語讓我學。

顯然人資部門沒有告訴Sculley我最新的興趣。為了跟他炫耀一下，我試著寫了一個應該是「天」沒錯的漢字：

我滿心誠懇的告訴他，我在當時還沒寫完的一本書中，不會對他、或是對自己仍然深愛的Apple講出一句惡言；他在過去幫過我，而且何況此時還是我的老闆。

當長官和下屬意見不一致的時候，要走人的當然是下屬，毫無疑問；所以，我認為他做的是正確的決定。

從Mac II和Mac SE的暢銷高峰，到那一頓決定命運的晚餐之間，只有短短的不到三年。

讓Newton誕生的政治因素

回頭看看，這個結果的遠因應該可以拉到1987年春天；當時我的好朋友、負責Mac硬體開發的Steve Sakoman說，他即將離開Apple。

為什麼要離開？答案是「政治因素」。

當時，Apple的中高階主管人數開始膨脹；Sakoman認為這對公司的成長是沒有幫助的，所以開始對這一點發表意見，結果為自己惹上了麻煩。雖然Sakoman在HP的時候，是開發出HP 110攜帶式電腦的大功臣，但他覺得自己在Apple被投置閒散。

他想自己出去開一家公司，做能辨識手寫筆跡的平板電腦。照講我應該幫他加油打氣，告訴他Apple狀況很好、之後還有很多有趣的開發專案會陸續進行。但我不經思考的脫口而出，問他是否需要一位執行長。

在跟一位可能的金主談過之後，Sakoman決定繼續留在Apple。公司讓他組建了一個自己的團隊，直接向我報告，也給了他一棟獨立的大樓；後來聞名於世的「Newton」專案就此誕生。

編按：Newton是世界最早的自然手寫辨識平板電腦之一；後來常見的「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位助理）一詞也隨著Newton而問世。

Sony與Mac Portable

隨著我的工作職掌擴大，頭銜上也多了看起來很厲害的「資深」兩個字；接下來我們開發的是Macs IIcx/ci，以及將Mac SE換上較安靜風扇與高速68030處理器的Mac SE/30。

另外一個稱為「Mac Portable」的手提式電腦產品，就沒有那麼成功了。因為這款產品太大太重，所以我希望停用現有的設計，改與Sony合作開發一部體積更小的攜帶式Mac。

這樣的合作看起來相當完美：Sony原本就跟Apple有不錯的合作關係，而且他們在組件微型化、美學設計、以及組裝品質方面都無可挑剔。但我在推動這個計畫時碰到了很大的阻力、甚至被冠上了「不愛美國」的罪名；最後，我不得不舉雙手投降、放棄這個計畫。

1989年9月，我負責發表Mac Portable、並且就在台上把它組裝起來，獲得了熱烈的掌聲。雖然我在台上的演出很精彩，但市場對它的反應並不如理想。

不過，我最後還是「贏」了：1991年10月，Apple發表了日後獲選為「史上最偉大個人電腦第10名」的PowerBook 100──正是Sony設計和製造的。

老鼠過街

其實，我在Apple的政治問題一直都存在。早在1988年，人資主管就告訴我，如果我還想要繼續升遷，就必須離開舒適的工程部門大樓，過街到對面跟其他高階主管一起圍繞在Sculley身邊。

直到現在，我還可以想像到當時的恐懼：我講話太直接、不懂得婉轉繞圈子；只要我一過去，離開Apple這件事就指日可待了。

雖然指日可待，但也不是立刻發生；光是我把辦公室搬過街，就得到了「Apple產品總裁」頭銜的獎賞，還同時負責生產製造和行銷工作。其中的生產製造部分讓我特別感興趣，於是我馬上跑到工廠去，跟大家一起組裝電腦；結果在安裝面板時，一下子就不小心把揚聲器的音鼓給弄破了，非常尷尬。

跟我看過的日本和歐洲工廠相較，Apple的美國工廠其實很原始、效率很差；而且在我輪班結束、拿掃帚把輸送帶下面掃乾淨時，才發現環境有多髒。

有些高階主管質疑我，在產線上只做幾天工有什麼用、能學到什麼東西。我的回答是：「總比都不來學好一點。」

1989年，Apple的營收不如理想，我的建議是「漲價」，但公司並沒有接受這一點。從這之後，我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試圖打進決策中心發表意見，更如同我自己預期的，只是災難一場。

我的「漲價」建議遭到大肆抨擊，很多人覺得我做事方式奇怪、甚至令他們覺得丟臉；但我卻在那個會計年度結束時的9月，拿到最高的主管紅利獎金。這筆獎金或許證明了我是對的，但也可以說是Apple跟我的「分手禮物」。

次年一月，Sculley就請我吃了那頓晚餐。

終究要離開

在學書法的那段時間，我曾經考慮過接受提議搬回法國，或許是接掌Apple歐洲分公司；對我來說，這樣的安排比直接被炒魷魚多了點面子。

但在一個下雨的週日午後，我讀了《Barbarians At The Gate》這本書（中文版《門口的野蠻人：當肥貓執行長遇上企業禿鷹》）、晚上又跟法國來的科技創業家Philippe Kahn與3Com公司執行長Eric Benhamou吃飯之後，我告訴自己：「我知道要做什麼了」。

兩天之後，我打了個電話給Steve Sakoman。

作者註：我在Apple的生涯就寫到這邊，可惜的是，因為不方便寫出來所以割捨掉的「遺珠」很多。不過今年的專欄在此告一段落，先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