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會後記：下篇／陳映竹
今年的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APrIGF）在南太平洋的萬那杜舉辦；本文作者除參與之外，也在會中主講了部份議程、並且針對網路治理與安全主題與各國重要人士進行廣泛討論，本文為作者的與會心得記錄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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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本文上篇。
國家經濟的發展包括了人流、資訊流、金流、物流等相關領域。其中金流涉及了國家的貨幣政策、以及財政部門的法規；例如P2P交易、數位貨幣、以及加密貨幣的使用。
物流則涉及了交通建設、資通訊應用，例如物流車的位置追蹤、基地台的建設等基礎發展。
如今，這些議題已經不像以往那麼涇渭分明，都涵蓋在「數位經濟」的範疇裡，而且跟網路科技有緊密的關連。
許多應用的背後更涉及國家政策、消費者行為、公司治理等議題；由於台灣政府認為，這些網路上的行為還是必須由實體世界的法規管理，所以沒有另立特定的法律、也沒有依時空情境的改變來調整。
雖然我不認為需要再另立新法或設置專區，但仍然需要依情境適當修改法律；同時也要廣納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才能均衡發展、減少對弱勢族群的傷害，並鼓勵民間研發創新，也讓企業和大眾學習承擔風險。
跨國合作仍受限於地理、法規、語言文化的差異
在這樣的場合裡，一定會談到「如何促進國際合作」；尤其亞太地區的範圍實在太大，經濟、網路的發展程度也不一，所以今年MSG（多方利害關係人指導小組）還特別去查詢在不同組織裡定義的「亞太地區」到底包含哪些國家。
2017年在曼谷的午餐時間，同桌的人在交談時就討論過，為什麼東亞和南亞幾乎沒有合作；當時談到語言、文化、習俗的不同，使得政府之間的合作更為困難。而又由於政治語言難以捉摸，所以公民社群之間的合作交流反而更加容易推展。
在經歷聯合國IGF、以及這三年的APrIGF經驗，我發現聯合國IGF有六種官方語言，但參與者來自於亞洲各國的APrIGF，卻只用英文作為主要溝通語言。
來自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萬那杜、澳洲等國的與會者，有不少是平時就習慣以英文溝通的；但像是台灣、中國、日本、泰國、韓國，雖然也大力推廣英文或多語教育，但改用英文來思考可能還是有點吃虧。
所以，願意開口交談的人，並不見得就是熟悉該領域議題的關係人。
語言是一個重要因素，每個地區也有著複雜的政治與各種因素，除了語言是第一道門檻外，經濟發展、文化甚至地理位置都會成為進入門檻。
這也是2017年在亞太網路資訊中心國際會議（APNIC）時，我們討論為什麼女性參與者那麼少，也不願發言的原因，已經是很生硬的專業知識內容，還要用自己不熟悉的語言來講述，這會造成講者很大的心理障礙。
今年年初和七月的聯合國IGF所召開的MAG（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組）的公開會議上，中國的代表也不止一次談到語言不友善的問題（聯合國雖有六種官方語言，但溝通及會議還是以英文為主），同時也有人提到希望今年也能有亞洲區的社群參與。
在幾次IGF性別議題工作小組裡就有談到，可能會設計一些問卷來瞭解各國女性上網的情況，也有人提到需要翻譯成當地或受訪對象使用的語言，不然無法取得未受英語教育的網路使用者的意見。
即使是聯合國IGF，也會出現因時區不同，而造成大洋洲國家人民無法參與工作小組會議的情況出現。今年某位大洋洲國家的代表，就在七月的MAG公開諮詢會議上提到，每次會議舉辦的時間，他們都無法參加。
大洋洲區域的時區在UTC+10或UTC+11，台灣的時區則位於UTC+8；會議時間因為主要成員的關係，多半都在歐美地區的下午或中午時段連線，但這卻是亞太地區的三更半夜。
如何看待「網路治理」和「網路治理論壇」
如果以整體國家、區域的經濟發展來說，「網路治理」或「數位轉型」絕對不是唯一的議題；在這樣的場域裡，各自討論著人工智慧、區塊鏈、網路附加服務（OTT）、網路安全等等當前所謂的「網路趨勢技術」，但卻往往忽略了「人才培育」才是基本要素。
去年我曾向Don Tapscott請教「什麼是數位人才、又如何培育數位人才？」；他則用身旁的例子告訴我：「你看，那邊的服務生很會使用手機，經常低頭用手機傳送訊息；但她的工作並不需要靠手機或網路來解決問題。」
現在的迷思是「網路技術可以解決一切」，但我們卻忽略了「人」才是使用這些科技的必要元素。
「網路治理論壇」提供了一個場域，讓所有關心網路科技發展、網路對人與社會的影響、以及網路生態體系中各個角色的人，都聚集在這個平台上討論；讓每個利害關係人都參與其中、彼此交流。
網路治理論壇是屬於公共服務性質的平台，而不是找尋解答、簽訂區域合作、經濟合作條款的場所；當然，會有人因為參與這些活動而受益，但也有人會因為工作領域太遙遠、或是因為得不到經濟資助，而忍痛放棄與會。
我們以往會感慨政府「不作為」，到後來心態則轉變為希望政府瞭解民間活動、並給予法規或跨國談判的協助；例如訂定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互惠協議、國境管理、稅務管轄、貨幣政策穩定等等。
由於這些項目目前還是只能由政府執行，所以政府必須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能做、該做的事。
區域合作的形式有很多，包括經濟合作、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等等，這些都是透過區域經濟合作來進行各種協調；但這些談判與合作也多半只有國家層級才能做到，並不是社群合作的層級可以完成的。
這些結果在IGF裡不容易看到，但IGF卻是一個很棒的跨領域交流平台。如果有政府人員參與其中，就能與各方利害關係人交流；同時也能透過參與IGF活動發言，讓社群瞭解政府的立場、以及可以提供的協助。
一般來說，要讓政府與社群合作是相當困難的；但台灣曾經發生過、或是現在正在發生的案例，在亞洲都已經算是相當難得。
台灣的防救災通報系統、公民參與的經驗，都已經和國外社群進行過交流；而這些由民間社群主動發起和討論的經驗，都能引導其他國家的人民以類似的方式來參與政策、改變決策方式。這樣的效果，會比純粹由政府代表之間進行交流來得更大。
與其說，這樣的論壇活動是讓參與者尋找解答，還不如說是藉由它來看到兩件事：
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在網路治理論壇中的運作是可行的：不再因為多邊機制或代表制，而損害了弱勢團體的利益；它會讓你看到平常看不到的社會面、瞭解網路使用族群的多重面向，而不是一廂情願的理想化思考。
台灣沒有想像的那麼糟：在2018年的議程裡，由於主辦國的地理位置和參與者多來自大洋洲國家，所以也討論到網路科技應用在防救災的應用。尤其是日本和台灣，都有很好的案例或經驗移轉可以提供；可惜的是，我對這個領域涉獵較少，無法在這方面發言。
台灣女性在爭取平權的路上，其實走過了不少辛苦的路，才有現在的成果；現在，女性不止有投票權，政府也鼓勵女性創業、或是再回到就業市場。
今年TWIGF的「台灣女性在ICT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與未來」會議內容，也分別擴散到了國外社群；當我們討論要給女性更多的高階主管職位時，有些國家的女性還被困在文化習俗中，既走不出來、又渴望突破。
甚至在某些議題的場合裡，參與者更直接表明了比起「電子化政府」，他們更需要的一個「穩定運作的政府」。
「網路科技」是工具，我們現在則利用這個工具塑造出想要的未來，「未來的願景」才是我們的目標；在達到這個目標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個人的心理、社會層面，或是政府、國家層級，都必須透過不同的專業或跨領域平台討論，人才也需要跨領域交流。很明顯的，現在已經不是「專業分工」的年代；因為專業化過程會弱化個人對工作的目標感，所以必須尋求跨領域、多樣化的發展，才有可能為各種衝突找出多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而網路治理論壇就是一個很好的跨領域平台。它讓人接觸更多樣的議題、也是一個讓人理解與自身密切相關議題的平台；它更提供了一個場域，讓每個人都有平等的說話機會。
結語
回頭檢視這一切，與Klaus Schwab所著《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中談到的內容都有關連；但我們往往很容易因為專注於自己關心的議題，而出現「當局者迷」的情況：
我們要把握這次劇烈的技術變革機會，反思我們的本質與世界觀。當我們愈深入思考如何利用這場技術革命，就愈能審視自身以及這些技術所催生的潛在社會模式，我們也就更有機會推動革命的發展，從而改善世界狀況……。
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展，使其賦權於民，以人為本，而不是去人性化，造成社會分裂，這絕非是某一個利益相關群體或產業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工作，也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單槍匹馬就能完成的任務。
今年的APrIGF裡，也許因為舉辦地較遠的原因，而看到了許多年輕的新面孔，他們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與作法；而參與的講者也不再是以往兩年那些固定的臉孔。今年透過社群郵件群組，讓提案者和可能的講者自己組織、找尋議程，但當然也提高了許多參與者可能無法出席、或是網路連線品質不佳等各種不確定的風險。
但如果不要太執著於參與者、議題分布、人際關係和社交活動的問題，倒是可以看到每年議題的轉變、不同地區對網路治理議題的喜好、以及網路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層面；同時，我們也能藉此仔細省思自己在這一波洪流裡的角色與位置，在觀察發展之餘，也謹慎跨出每一步。
只有保有隨時變動的彈性，才不會被這波數位洪流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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