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加恐懼的兩面刃：確診故事多#2／程天縱

在疫情之中，「恐懼製造鏈」充斥每個角落；不管有意或無意、善意或惡意，每天都有人製造恐懼。但恐懼在傳播之後往往會失控，造成可怕的後果。所以每個人都必須瞭解散佈恐懼之後可能造成的惡果、謹慎發言，避免自己遭到反噬。

4月21日做完PCR檢驗後，追問護理人員幾次，什麼時候會收到確診與否的通知；但得到的回答都相同：「回家等電話」。

看到排成長龍的待檢隊伍，知道醫護人員的工作量一定超負荷；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通知我。只能遵從醫囑，回家等待。

由於我有早睡早起運動的習慣，所以晚上8點就會準時就寢。剛睡著沒多久，手機響起，看到的是「09xx」開頭的手機號碼：對於這種不知來源的電話，我通常是不會接的，但由於在等待PCR檢測結果通知，所以不得不接起來。

電話裏傳來的是一個男聲：「請問是程天縱嗎？身份證字號A100xxxxxx？你是否今天做了PCR檢測？」

我回答說，「我是，請問你是那裡？」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警佐張xx，請問你知道自己確診了嗎？我是來做疫調的，想要請問你幾個問題。」

雖然迷迷糊糊醒來，但還是立刻有了警戒心。這麼晚來電，卻是由警察、而不是醫院打來通知確診，顯示的又是手機號碼，莫非我的PCR個資外洩，詐騙集團先打電話過來？

「請問我怎麼知道你是警察？」明知這樣問很失禮，但是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對方很有耐心而且客氣的說：「你可以打警察局總機，再轉接到分機2xxx找我，總機電話號碼是⋯⋯。」

我沒等他說出電話號碼就打斷他：「謝謝你，我自己上網去查，再接你的分機。不好意思，你知道最近詐騙事件頻傳，這樣我比較安心。」他也立即回答：「沒關係，請你打過來。」

掛了電話，警覺性很高的我，先打電話去醫院詢問PCR檢測結果是由那個單位電話通知本人，然後把剛剛發生的事情很快說了一遍。醫院總機回說，由於人手不足，醫院只負責做檢測，不負責通報結果。由哪個單位通知並不清楚，但是確實有請警方協助疫調。

於是從網路搜尋到新北市警察局的總機號碼，打了過去，直接問總機：「請問分機號碼2xxx是什麼單位？」總機回答：「我們這裡有2xxx這個分機，但是分機太多，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單位。請問你要接這個分機號碼嗎？」

事情發展至此，仍然心有疑慮；回想平日新聞媒體的報導，連大學教授、民意代表、甚至前總統都會被騙，會不會是詐騙集團的新手法，趁著警局下班後辦公室無人，利用內部分機進行詐騙？

總機仍然在等著，只能硬著頭皮接到分機。

電話響了幾聲，果然是剛才的張先生接的電話。他似乎毫不介意，仍然是很有耐心而且很客氣的開始疫調。主要是詢問確診前幾天的主要足跡、密切接觸的是那些人等等。結束時還很客氣的說：「早日康復。」

心裡帶著些許內疚和自責，再上網仔細查看新北市警察局的網站：

【電話】(02)8072-5454（保您妻兒─無事無事） 、0972039968或1999（新北市境內）按9由專人為您服務。 ( 本局總機電話僅能撥入、不能撥出，請小心詐騙）

這時才發現，由於心情緊張慌亂，只看到總機電話號碼，沒有看完後面的文字就打電話；以致自己嚇自己，恐慌不已。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警察局總機電話僅能撥入、不能撥出，但後面的手機號碼確定就是張警佐來電顯示的號碼，對他真的很抱歉。

恐懼的傳播鏈

事後就自己的確診故事來檢討，發現自己的慌亂，是因為早已存在內心深處的「恐懼」被引發而造成的。而我的「恐懼」則來自於一條無形，卻無所不在的傳播鏈：「政府的政策、社會的亂象、媒體的渲染、社群的傳播、同溫層的放大」。

1. 政府的政策：

就以這次疫情為例，病毒的變異過於迅速，成為政府政策和執行的極大考驗。

在疫情初期的時候，傳播率較低、中重症和死亡率偏高的情況下，CDC的策略偏向「清零」，著力點放在宣導個人防疫措施和入境管制，雖然取得不錯的成果，卻又造成口罩和酒精之亂。

隨著病毒變異到Delta，傳播率和死亡率都快速增加，造成防疫的破口；政府的著力點就轉向疫苗接種率、精準疫調、擴大隔離規模。於是產生了疫苗和民生物資的缺貨現象。

當病毒變異成Omicron，傳播率快速增加、而中重症和死亡率快速降低，病毒朝著流感或感冒化發展，過去的疫調和清零做法已經不現實而且沒有意義。隨著世界各國逐漸開放國境，回到發展經濟的路線時，台灣也需要動態轉型。

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過去的做法成為轉型的障礙，實在是始料未及，於是造成了快篩、PCR檢測、看診、收治和給藥等等的亂象。

2. 社會的亂象

我過去曾經在Facebook上提過，希望政府能夠變成「周處」，除掉社會上的三害：酒駕、詐騙、毒品。其實當今社會豈止只有三害？只要看電視新聞就知道了，還有縱火、家暴、工安意外、空氣污染、食品安全、球棒隊等，多不勝數。

有人認為，新聞看多了、人也麻痺了，對這些現象變成無感，有什麼好怕的？其實這些都會成為「外加恐懼」，藏身在每個人的潛意識中，當政府的公權力聚焦在「防疫」工作時，這些社會亂象就會出來作亂和火上加油，造成更大的傷害。

3. 媒體的渲染

在資訊爆炸的今天，電視、網路新聞台，加上自媒體等，都在搶佔眼球時間和廣告收入，因此競爭非常激烈。正常的新聞節目情況還好，但是政論節目，似乎只要在節目結束時用跑馬燈聲明「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就無法可管。

政論節目除了都堅守政治立場外，講話速度越來越快、聲音越來越大、動作越來越誇張，內容也越來越驚悚。

統派立場的，強調戰爭可怕，散播恐懼，希望台灣放棄與中國對抗，維持現狀；而獨派立場的，則強調專制獨裁的可怕，以新疆、香港、上海為例，中國政府和共產黨不可信。同樣也是散播恐懼，希望維持現狀。

至於非政治性的談話節目，則傳染病毒專家特別多，例如談到「猴痘」，先描述病毒的可怕，然後提到很多「可能、不知道、或許會」等等的嚴峻後果。沒有真實數據或報告的支持、說話又不必負責任，這種警告除了製造恐慌，散播恐懼之外，又能夠帶給大家什麼正面的效果呢？

4. 社群的傳播

為什麼我強調這是一條製造鏈，並且把政府排在第一位？接著是社會亂象與媒體渲染？

因為政府手握公權力和巨大資源，可以制訂政策，而且擁有各種各樣的數據。透過政策、資源和公權力的排序與分配，就會導致社會亂象的被忽視與擴大；透過事實和數據的發佈，讓媒體生態可以評論與渲染。政府是這條傳播鏈的源頭。

在網路無所不在的今天，真正傳播力最強的就是網路社群的分享。

196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想研究計算出「在美國，人與人之間到底相隔幾個人，就可以找到？」

於是他設計了一個實驗，也就是日後知名的「六度分離理論」。

實驗發現，在2000多公里外隨機挑選的160個人，要郵寄一封信件給位於波士頓、未必認識的特定人，平均只要透過5.5個人的轉寄，就可以送達。

這個實驗在1991年被東尼獎得主John Guare寫成一個百老匯劇本《六度分離》；並且在 1993 年拍成電影，由威爾史密斯主演。

於是「六度分離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說法就廣為流傳；這個理論認為：世界上的任何兩個人之間，平均僅隔著 6 個人，就可以聯繫上。

在2016年，Facebook為了宣傳其週年紀念的朋友日，研究分析了當時15.9億註冊會員的資料，發現這個「隔離」數字（有人稱之為「網絡直徑」）是4.57；如果扣除自己的話，實際間隔為3.57人。

如果僅考慮美國使用者的話，這個數字會降到3.46；以統計學的常態分佈來解釋，這個數字就是「中位數」，所以每個人的數字可能不同，但相去不遠。

這個神奇數字，由6降到3.57，主要的原因就是網路誕生了。隨著網路的出現，社群平台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可以預測，隨著科技的進步，這個數字還會再下降。

所以真正具有強大傳播力的，已經不再是各種媒體，而是網路社群之間的分享與傳播。

5. 同溫層的放大

在我們生活的真實世界裡，人類感官所能接受的訊號都是類比（Analog）的。但是類比訊號容易被雜訊干擾、失真，不好做訊號處理，很難儲存和傳輸。

為了克服這些缺點，科技電子產品都採用兩種方法：

• 在類比訊號的狀況下，採用降噪技術，將噪音雜音過濾掉，維持原來類比訊號的高度傳真。

• 或是採用人類發明的數位（Digital）技術，將類比訊號用數位技術重建，不斷強化解析度，等同達到「放大」的功能。

同溫層就是一種「物以類聚」的小圈圈現象，只要違反同溫層立場和共識的想法或言論，就不是主流，而是雜訊。因此同溫層的作用，就是保留和維持主流訊號的純淨。同樣有兩種方法：

• 在網路社群裡，凡有異議出現，就群起而攻之，使之銷聲匿跡、主動退群；若有頑固份子打死不退，那麼群主就會採取行動將之退群。這與「降噪」的做法一樣。

• 於是同溫層只有一種聲音，並且每天每人反覆發言，類似以「數位技術」不斷加強主流訊號的強度，排除訊號產生變異的可能性。

同溫層就成為「外加恐懼」最好的培養環境，成為「網路農場」、「假新聞」等，散播的溫床。

「外加恐懼」的兩面刃

大多數人渾然不知，上述的「恐懼製造鏈」已經充斥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有意或無意、善意或惡意，在這整條傳播鏈上，每天都有人在製造恐懼，但是這種恐懼手段真的有效嗎？

先介紹一個概念「災難普及率」，就是被災難禍及的人數佔總人口數的百分比。以疫情為例，就是確診人數佔總人口的比率。

當「災難普及率」偏低，而且增速緩慢時，製造恐懼未必是個有效的方法；再以疫情為例，當只有少數人感染時，再怎麼恐嚇威脅，「疫苗接種率」仍然偏低。

當「災難普及率」居高時，不必刻意去製造，恐懼已經遍佈全社會；這時再製造恐懼，只會使社會變得更加混亂，疫苗、快篩之亂就是最好的例子。

為什麼確診比率偏低時，恐懼起不了作用呢？

1. 僥倖心理

在疫情初起時，處處都在談論病毒造成的重症和死亡案例；我還記得網路上有許多印度恆河邊燒屍體的照片，令人觸目驚心。當時台灣政府的目標是，希望民眾能夠採取「個人防疫措施」和「接種疫苗」。

2003年的SARS，已經讓台灣人養成「個人防疫措施」的習慣，由於病毒短時間內遍及全球，因此「個人防疫措施」非常成功，甚至造成口罩短缺的現象。

但是「疫苗接種率」卻不像「個人防疫措施」那麼成功；除了疫苗沒有完成所有的人體試驗，而以申請政府的「緊急授權」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僥倖心理」。

讓我以多年前，在深圳輔導新創的故事為例子，來解釋這個常被忽略的「僥倖心理」因素。

拐賣幼童在中國大陸非常普遍，已經是多年的沉痾宿疾。例如2022年初發生於江蘇徐州鐵鏈女的故事，只是冰山的一角；雖然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但是隨著疫情爆發、上海封城，聲討和究責的聲浪又銷聲匿跡了。

當年有個新創團隊開發了兒童追蹤器，可以放在手錶裡、掛在書包上、裝在鞋底，當小孩不見的時候，可以透過Wi-Fi和手機來追蹤。

這個兩男三女的團隊，來尋求我輔導的時候，我告訴他們，並不看好這個產品和市場。這讓團隊大為吃驚，於是他們舉了許多政府數據和媒體報導，來強調這個市場的需求與痛點，問我為何不看好？

我問他們有沒有小孩？結果是一男二女都有小孩。我再問他們，有沒有幫他們小孩佩戴追蹤器，即使是他們自己的產品？結果他們都沒有使用追蹤器，理由是「每天上下學都有家人接送」。

我又舉例問他們，新聞報導經常提到，住家瓦斯漏氣造成意外事件，如果他們自己家裡發生意外，這事情嚴不嚴重？每個人都點頭，同意非常嚴重，可是每個人家裡也都沒有安裝瓦斯偵測器和警報器。

於是我告訴他們，有許多新創的產品認為目標市場應該有「剛性需求」，可是都賣不好，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任何災難數字除以人口基數的「災難普及率」都會顯得很低。

牽涉到自己的兒女，或自己的身家性命，「恐懼」當然有效；但是因為「僥倖」的心理，不認為災難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就不會把它當一回事。而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所有深藏在心底的「恐懼」就會馬上出現，影響和控制了自己的行為。

2. 反撲力量

再回頭看看疫情初期，我為了提高民眾的警戒心，加強自我防疫措施，政府和媒體會大量的報導世界各國被病毒重創的新聞，這就是一種「外加恐懼」的手段。

上游起了個頭，「恐懼傳播鏈」會接手，自動擴散和放大；到了下游，就沒有人可以控制了。口罩之亂，就是使用「外加恐懼」為手段，反撲力量所造成的。

為了闡明事實也好，為了推卸責任也好，沒有經過完整人體實驗，僅得到政府緊急授權的疫苗，一旦投入「恐懼傳播鏈」，沒有人知道是真是假，接種疫苗的長期危害就不脛而走；例如改變人體基因、造成不孕、疫苗比病毒還可怕等等。

於是這種「外加恐懼」造成民眾對於施打疫苗的抗拒，導致無法提升疫苗接種率，間接也提高了確診者中重症和死亡率；這又是恐懼的反撲力量造成的例子。

隨著病毒變異，Omicron病毒開始流感化和感冒化的趨勢，也就是擁有相比過去較高的傳播力，相對較低的中重症和死亡率。因此CDC過去的清零、精準疫調、匡列隔離、封鎖國境、防疫旅館、嚴懲重罰等措施，必須要動態改變。

於是「10+7」變成「7+7」、再縮短成「3+4」，快篩即確診、視訊問診開藥，這些改變都是因為病毒的變種而不得不為之。卻引發了疫苗和快篩之亂，和民眾的不滿。

正確的政策與做法，卻遭遇了極大的阻力和反彈，是政府解釋不清楚，還是民眾不理性？我相信專家們可以說出很多原因。但是在疫情初期散佈的恐懼，這些不滿與困難，何嘗不是反撲力量所造成的？

結語

當有人以「善意目的」（Good intention）而使用「外加恐懼」為手段時，如果「災難普及率」很低，目標群眾會因爲「僥倖心理」而令「恐懼」失去作用。

當「危機爆發」而個人受到影響的可能性大增時，「外加的恐懼」又有可能會在將來反撲，造成更大的民怨與政策轉型的困難。

以恐懼威脅為手段是一個方便法門，簡單又有效，因此廣為各界所使用。

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提醒大家「恐懼傳播鏈」的存在：在源頭投放的恐懼，到了尾端往往會失去控制，造成可怕的後果。

「如何控制恐懼傳播鏈」這是個大題目，牽涉到政治、經濟、法律、科技等領域，我不是專家，我沒有答案。

但是，在無法控制這個傳播鏈的情況下，參與這個鏈條的每一個人，都必須瞭解散播恐懼可能造成的惡果、並且謹慎發言，避免自己遭到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