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迷茫時代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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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前些年，日本人發佈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計畫，說要幹掉谷歌，搞一個日本人自己的搜尋引擎。
日本人這個計畫失敗了。有一些評論者觀察這個計畫之後發現，項目的主持人連自己到底要幹什麼都不知道，就是一堆雜亂的軟體發展計畫。這個計畫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麼叫大航海？就是人類在某一個歷史關頭，這個歷史關頭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遠隔幾百年才有可能打開一次的視窗。你通過一次冒險抵達一片新大陸，抵達一片完全未知的、遠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這個項目定了這麼重的名字。
我覺得日本人確實有野心。但問題是，這個項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時代的本質精神是背離的。大航海時代，是發現美洲新大陸，繞過非洲好望角開啟了從歐洲到亞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實現環球航行的一個時代，他們是怎麼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間的那些細碎的、自發的創新完成的。這些創新背後至少有兩個因素。第一點，這個社會一定要發明一種絕佳的應對風險的制度。
在大航海時代，搞出了所謂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制度。以前，一個商人帶著一船貨出海，他面對的風險是如此之大。萬一船翻了、貨丟了、被海盜搶了，這個商人就要承擔所有責任，因為債主就要找你要錢，你只能把自己的房子、田產賣了，帶著老婆、孩子到街上流離失所。風險大到這個程度的時候，人們就不願意去嘗試創新。
有限責任公司出現之後，帶來兩個結果。一、風險變得可控，因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資額來承擔風險的，大不了這船貨全賠掉。也就賠到這個程度而已，不至於牽連其他家產。二、巨大的風險分攤到無數個人身上，這樣每一個人承擔的風險相對較小。
我們再回頭來看日本社會。所有的創新都是產生於一種應對風險的制度安排，而日本的制度安排不是要應對風險，它是要把風險完全消除，這和大航海時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點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誰搞出來的？我們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質高著稱，可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高素質的人搞出了一個停滯的經濟呢？我們不妨從反面想一想，那些野蠻人、那些沒素質的人，他們對創新的價值又何在呢？這又得說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誰完成的？就是一幫沒素質的人完成的。為什麼？因為有素質的人不肯吃這個苦嘛！現在，很多船員在巨大的貨櫃輪上還怨聲載道，說當海員太辛苦、太無聊了，何況幾百年前呢？那個時候不知道要走多久，說不定一條命就要扔到海裡。所以每一次出發，大家都抱著赴死的決心。而且那個時候的船又小，因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盡可能裝滿食物、水和貨物，留給人活動的空間非常狹窄，在上面待上幾個月，那個滋味可想而知。
尤其在熱帶航行的時候，食物會很快變質，甚至爬滿蟲子。船上空間小，一旦發生疫病，連隔離的可能性都沒有，所以經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個時候的醫療條件差，無法克服遠航中經常出現的壞血症。那個時候從歐洲海港出發的船上，裝的淨是流浪漢、無業遊民，甚至是逃犯，因為只有他們肯吃那個苦、冒那個險。
而這幫人為人類的大創新付出的代價也是很沉重的。根據記載，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從阿姆斯特丹港帶走的人有七十萬，最後有二十六萬人被拋屍海外，再也沒能回來。而那些抵達目的地的人，在當地燒殺擄掠，給很多東方和非洲人的感覺就是：這幫歐洲殖民者怎麼這麼壞？他們這幫人在歐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況到了番邦外國，當然壞了。
所以十九世紀有一個作家說，即使按照當時的道德水準和評判標準來看，這幫人的言行也是讓人噁心的。但是沒辦法，創新就是要靠這樣的人。
邁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漢繁榮起來的都市
我沒有鼓吹低素質等於創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個邪：低素質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創新和社會繁榮的。
給大家舉個例子，一九八〇年，古巴的領導人卡斯楚說：「美國人不是老指責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讓人民自由移民嗎？我自由一個給你看看。」所以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開放了，走吧！都去美國吧！很多社會底層的人，什麼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漢都去了美國。那一年走了十五萬人，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非軍事渡海行動。這十五萬人去了美國哪兒呢？距離古巴最近的那個港口：邁阿密。
這幫人去的時候身無分文，是一幫赤貧，而且又都是社會底層人士，多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一幫粗魯的人。
可是今天的邁阿密是怎樣一座城市呢？邁阿密是除了紐約之外，美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個中南美洲所有國際大企業的總部所在地，邁阿密機場是美國最大的貨運機場；它還是美國最乾淨的城市。說白了，如果除掉華盛頓、紐約，整個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邁阿密。
這種繁榮是怎麼創造出來的呢？其實就是靠古巴的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無家可歸的人創造出來的。
我去過邁阿密，去坐過郵輪。在那個城市，英語確實不大奏效，滿街講的都是西班牙語，而且房價特別貴，市容非常整潔美好。我們再回到「素質」這個詞。所謂的高素質無非是你學歷比較高，你舉止比較文明，你道德比較高尚，而所謂的低素質的人不是沒文化、沒禮貌嗎？
可問題是，在創新這件事情上，不見得有文化、懂禮貌、知禮節就會搞創新。創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標準都衡量不出來的，是學校培養不出來的。
反過來說，為什麼那些高素質的人往往成不了創新的領頭人呢？我們會認為，這些人因為衣食飽暖，所以沒有勇氣打破現狀。我覺得這是錯怪他們了。
因為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處境當中，當存量過大的時候，創新本身在邏輯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經講過一個例子，當年，中國移動的董事長王建宙在美國曾跟谷歌的CEO施密特有過一次對談。施密特給了他一個建議，讓中國移動把電話費給大家免了，然後提供各種各樣的增值服務，這是最符合互聯網企業運營經驗的一條道路。
王建宙說：「我知道這條路對，但是我不能幹。每年中國移動有數以百億計的話費收入，你說不要就不要，你對國家負責嗎？你對股東負責嗎？」
再比如說，很多人指責微軟不創新，所以讓谷歌這樣的公司超過了。是，如果微軟能像現在的互聯網公司那樣，把所有的軟體免費，然後爭取下一個發展臺階，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現實上呢？意味著微軟每年要放棄數百億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來嗎？任何專業經理人膽敢拿股東的錢、拿公司當年的營業額做這樣的放手一搏，那這個人一定是個渾蛋，一定不可信任，股東一定會把他開除。
所以有存量的時候，那些高素質的人是不可能搞創新的。
創新：低素質者與高素質者的雙人舞
我們再看一眼「創新」這個詞，正本清源地講，創新實際上是一個雙層結構。第一，要靠那些沒素質的野蠻人拚命去闖、去衝，因為他們的機會成本比較低。就像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沒什麼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鎖鏈。所以，試一試有什麼不好呢？雖然這樣的創新大多數是不可靠的，是不會有收穫的。大量這樣的人消失在歷史深處，他們的創新沒有成功，沒有人知道。我們知道的都是我前面講的愛迪生、洛克菲勒、傅利曼等人。
像傅利曼這樣的人只能是九牛一毛，而且這樣的人是無法從芸芸眾生當中預先被識別出來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不是說由沒素質的人創新就一定會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馬利亞，到處都是沒素質的人，甚至是海盜，也沒搞出什麼創新。每年海盜搶的那些錢，如果拿來正經做生意的話，說不定一次貿易就能夠掙回來，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個失敗的國家。
所以創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當年大航海時代，剛開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面衝。後來，身為生意人的荷蘭人素質就高得多了。再後來，真正把全球形成一個大的整體的是誰？是英國人，而英國人的整體素質相對來說要高得多。
其實創新有兩種。第一種叫從0到1，真正的大創新往往就是從0到1的過程，就是說這類東西世界上原來就沒有，所以這類創新就得靠我們剛才講的野蠻人去衝、去試，用大量的失敗來換取最後的碩果僅存，形成從0到1的創新。
緊接著，必須要接上一種叫從1到N的創新。給大家舉個例子，哥倫布是一個素質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氣、有執著的精神，人家還有運氣，所以他就完成了從0到1的過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
可是光發現有什麼用？要把這個地方建設成一個美麗富饒的國家，就得等到華盛頓、佛蘭克林那一代人出現了，因為他們才可以在「1」的基礎上，持續地添磚加瓦，可以調動人類所有的知識和經驗的存量，撲上去搞建設。這個時候，什麼周密計畫、事先設計、持續改進、及時調整、順暢溝通，都得有素質的人去幹。
我並不是講素質低的人和素質高的人誰更重要，只想說，這是一個創新進程中兩個不可或缺的階段。我們現在又面對著一次大航海時代的機會，就是所謂的IT革命。這一次大航海和幾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區別嗎？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來完成創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麼多創業者，那麼多創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夠探尋到創新的方向。
再有，誰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資本。所以，人類在對抗風險上，又有了一個巨大的制度創新，就是眾所周知的風險投資。
雖然有這兩個重大的區別，但是有一個底層的東西從來也沒有變過，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幹、機會成本特別低、表面看起來可能素質比較低的人，用自己的拚搏精神和機會成本去大量試錯，然後找出一個可能的創新方向。此時，有素質的人再撲上去。人類搞創新，自古至今，這個過程從來沒有變過。
我們在談論「經濟」「繁榮」這些詞的時候，往往看到的是數字、是貨物、是景觀、是城市，但是這個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麼？是人。從人的視角看經濟，天大的難解之謎也就獲得了答案。
迷茫時代的明白人
工業時代用龐大的知識體系，讓每一個人進入了一個嚴密但細碎的分工之中，每一個人都被迫扁平化，被各種系統化的方法控制著，只能在金字塔中不斷往上爬。
互聯網時代則將每一個個人從共同體中剝離出來，整個社會還原成為只有擠壓，絲毫沒有黏性的「沙堆」狀態。
換言之，傳統工業社會堅固的系統、組織都將煙消雲散，個人崛起的時代已經到來。
這是如同大航海時代一般，數百年才能遇到一次的歷史關頭。何其幸運的你我，應如何把握這個優勢？過去的大組織，又該如何破解困境？
出版：天下文化
作者：羅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