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邁向智慧城市的十個思考／TH Schee
台北市政府在「亞洲矽谷」定案之前有著什麼相關的施政措施？市府在柯文哲醫生當選市長之後，兩年之間透過由副市長主導之「智慧城市委員會」，經由資訊局的規劃，讓「智慧城市」以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的型態，嘗試著一條和以前「似乎」不同的智慧城市發展路線。
一、在河右岸談人才
我們都聽過矽谷的關鍵在於豐沛的人才，我們也聽過台灣最美的是人。筆者在日前參加由姚文智委員所舉辦的「河右岸論壇」，論壇主題定調在「亞洲・矽谷 Taipei Run」，座談切為三個議題，分別是（一）科技浪潮與城市治理（二）數位經濟 Digital Economy（三）亞洲矽谷 Taipei Run。
筆者受邀參加的座談是第一場，席間各界代表，從國民教育、海外留學、跨境交流，一直談到移工、移居和移民等，討論活躍，令人印象深刻。諸多課題都能回溯到「人」流動，所以我們就以此為主題起手，不過在進一步推敲之前，若能先對矽谷的面貌有些基本了解，後續的討論將會更為務實。
引領科技風潮的矽谷？
美國加州矽谷行政區範圍（定義）如下：
Santa Clara County
San Mateo County
Alameda County (Fremont, Union City, Newark)
Santa Cruz County (Scotts Valley)
面積：約4,801平方公里
人口：290萬（約莫等於台北市）
家戶所得中位數：98,553美金 (Santa Clara + San Mateo in 2014)
新生兒：約 31,500人 (2014)
外國出生人口：約105萬（佔總人口36.3%，全美平均為13.1%）
墨西哥：21%
中國：14%
亞洲其他：12%
菲律賓：11%
越南：11%
印度：11%
美洲：9%
歐、非、大洋洲：1%
人口結構（歲）
< 17 @ 23%
18–24 @ 8%
25–44 @ 30%
45–64 @ 26%
> 65 @ 13%
種族
白人：36%
亞裔：31%
西班牙和拉丁裔：26.5%
黑人或非洲裔：2.5%
其他：4%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21%
大學 26%
專科 25%
高中 16%
低於高中 12%
語言（居住五年以上家庭使用語言 2013）
西班牙文
中文
其他印歐語系語言
越南文
其他亞洲和大洋洲語言
Tagalog
讀者看到此處，不知是否什麼不一樣的面貌？在「人」的多樣性上，台北的人口組成的多樣性，尚且遠遠不及矽谷水平。台北市雖然也有各國移居人口，但顯然外國出生人口離三成的比例還有一大段距離。
就連「亞洲矽谷」所大力扶植的桃園，移工佔人口比例也不到一成，這還尚且不是常住人口。不過提此數據並非要對台北市貶抑，而是指在人的組成樣貌，台灣各個城市和矽谷都是非常不同的。
人的組成樣貌，台灣各個城市和矽谷都是非常不同的。
人口統計特徵 (demographics) 的數據是比較好掌握的，也可以是評估一個城市本身是否足以「承載」人才來源多樣性的指標之一。
一般縣市政府主管民政、或是統計、普查業務等單位，應該在科技浪潮的衝擊之下，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我們在過去「亞洲矽谷」的種種政策論述並沒有看到這部分的細緻化討論，而台北身為台灣的首善之都，在思考與「亞洲矽谷」計畫之間的競合態勢，更不能錯過這些基礎的認知，免得流於痴夢囈語。
接下來看一看矽谷的「簡史」，有些歷史事件的推演可能會和各位讀者的想像有不少出入。
矽谷簡史年表
1942年史丹佛大學設立秘密研究機構，承攬美國軍方研究計畫
1946年二戰結束後，矽谷之父 Frederick Terman 擔任史丹福工學院院長
1951年財務困窘的史丹佛大學將209公頃之土地申請變更為輕工業用途
1953年新史丹佛產業園區 (New Stanford Industrial Park) 成立，第一家進駐的業者是 Varian Associates，其主要的業務項目之一是原子彈引信。惠普、奇異、柯達和 Lockheed 等是早期園區進駐的業者。到50年代末期，Lockheed 已經當地聘用員工人數最多的公司 (Palo Alto)
1953年在園區成立之後，規劃更為大型並善用史丹福校地約8800公頃的整體計畫，並且到歐洲布魯塞爾招商
1958年 Fairchild 半導體公司在當地正式成立，後來的半導體大老都系出此門 (Palo Alto, Suunyvale)
1959年 Draper, Gaither & Anderson (DGA) 第一批美國西岸的創投成立 (Palo Alto)
1961年，傳奇創投 Arthur Rock 搬到西岸
1960年代美國國防部 DARPA 策略性在各大學支持成立電腦科學研究機構
1968年 Intel 成立於 Mountain View
1969年 AMD 成立於 Sunnyvale
1971年 “Silicon Valley” 第一次正式躍上印刷媒體
[… 蓬勃發展期 …]
1982年在 DARPA 策略性投資計畫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雷根政府通過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ct，在聯邦小企業管理局 (SBA)、國防部、能源部和環保署所支持。為人熟悉的「SBIR」即是此一時期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
1983年在 SBIR 的推動經驗之後，通過孤兒藥法案 (Orphan Drug Act)，成為透過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取得新藥開發和上市核准的管道之一
1964~1984年間 Santa Clara County 提供了203,000份製造業的工作，85%屬於高科技產業
1985年後，半導體製造業開始往東亞移動
台灣在1980年代初期和矽谷搭上了價值鏈的一環，現今所看到的新竹科學園區，即是最佳之例。
1979年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動土（參酌史丹佛經驗）
1980年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成立
看到這裡，看出了什麼？過去幾點和矽谷有關的輿論說法都算是部分正確的：
矽谷和學研機構有關：正確 (1942~)
矽谷和政府規劃有關：正確 (1951~)
矽谷和園區成立有關：正確 (1953~)
矽谷和跨境人才有關：正確 (1953~)
矽谷和創投有關：正確 (1959~)
矽谷和政府的中小企業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有關：正確 (1982~)
矽谷的影響力超越矽谷：正確 (1984~)
但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可能台灣的朋友會不經意忽略：矽谷崛起和美國國防部的支持有非常大的關係[footnote]網際網路的前身也是美國國防部 DARPA 計畫資助下而建立的。[/footnote]，而這點也是筆者在當日座談最後一場所提出「台灣軍方是什麼角色」的問題之一。
軍方在美國矽谷成長的角色，即便是在21世紀的今日，是不能被忽略的。
當然，由於過去台灣的歷史發展背景，軍方和國防產業並不會被一般新創事業視為消費者或是業主；但從過去矽谷馳名於外的核心公司歷史（如 HP, Cisco 到 Palantir）等，也是因為初期由美國國防部合約取得重大財務挹注，這些歷史告訴我們，軍方在美國矽谷成長的角色，即便是在21世紀的今日，是不能被忽略的。
二、為什麼「亞洲矽谷 Taipei Run」這麼難談
回到主題。所謂「科技浪潮和城市治理」的交集，在台灣談的比較多的就是「智慧城市」。第一場座談雖然沒有特別強調智慧城市，但從談論的範圍，聽眾的發話，我們能感受到和智慧城市的領域有關。智慧城市雖然在這三年之間又被提上檯面，但其發展歷史早有累積二十年以上的討論。為什麼這一兩年之間又如此火熱？其過去政策之成果良窳，風潮之興衰沿革，到底是如何？
台北市目前做了什麼
台北市政府在「亞洲矽谷」定案之前有著什麼相關的施政措施？市府在柯文哲醫生當選市長之後，兩年之間透過由副市長主導之「智慧城市委員會」，經由資訊局的規劃，讓「智慧城市」以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的型態，嘗試著一條和以前「似乎」不同的智慧城市發展路線。
這條路線在2015年的「市長市政報告」內寫得很清楚，例如在「施政願景」特別關於「智慧城市」的章節內提到：
「打造智慧城市、實現智慧生活」─為了讓市民能享受進步的智慧化生活，推動「智慧臺北城」計畫，從城市基礎建設、都市景觀與建築管理、公務機關為民服務及內部業務處理、資通訊產業以至於市民日常生活等各個層面進行變革，營造符合社會、經濟及科技發展趨勢的智慧新首都。
在願景後的「施政目標」部分，羅列了十一個項目，分別是：
智慧城市基礎建設
智慧服務
智慧市民
實證場域
手機支付
智慧停車
戶管數化，簡政便民
整合單一控制測量網系，邁向三圖（地籍、地形、都計）合一
台北無紙化雲端服務平台
自動查核輔審
數位學習… 等
至於在施政目標控制下的「行動計畫執行策略與現階段執行成果」部分，則詳列十多項成果。受限於篇幅，我們不再多加說明。不過「智慧城市」算是2016年第一季的操作高點。在公開文件之中，所謂300多億「示範性智慧社區」將撥出5~10%給傳統大型ICT業者建置「智慧設施」，預估可帶動20多億的產業效益，這和「科技浪潮」與「城市治理」沒有直接關係，但由於總金額對於資通訊業者而言，仍是一筆不小的數字，由政府公共支出角度來抓是否對「城市治理」有所影響，在目前本市府的施政脈絡上，我們看不到有什麼明顯的關聯。
不過聰明的讀者一定能感受到在台灣談「智慧城市」，顯然和「資通訊」「網路」或是「數位科技」之範疇直接有關。因此在各種場合，只要是有「智慧」兩字或是「智慧城市」四字出現的場合，多半也能落入這三個範疇。我們就以此為想，若以一個地方政府的角度切入，那麼「資通訊」「網路」和「數位科技」是否有：
主責的地方機關？（城市治理）
哪些機關的日常運作需要到這些元素？哪些機關運用得比較成熟？（城市治理）
哪些機關不需要？為什麼？在政策規劃和日常營運有了這些元素，真的就比較智慧嗎？
有些讀者可能會好奇說，政府機關有無這三個元素，和智慧城市的關係是什麼？當然有關係，姑且不論我們過去的文官培養過程是否曾三個元素，如果一個機關在政策規劃和日常營運，對於數位科技完全沒有接觸的誘因和機會，那麼其主管的「智慧計畫」，要如何確保其能規劃的擁有「智慧」，甚至是促成「智慧」？還是我們能直接斷言，只要導入的解決方案有了「資通訊」的元素，無論其實驗或是其佈署的場域為何，只要是在城市之內實現，那麼這些計畫就能讓一個城市有了智慧？或是回到前兩個段落才提到的「示範性智慧社區」，公共支出花在各種智慧項目，城市治理面也會因而受到衝擊而有所改變嗎？
如果機關對於數位科技完全沒有接觸的誘因和機會，那麼「智慧計畫」要如何確保「智慧」，甚至促成「智慧」？
聰明的讀者一定也知道，事情大概這麼簡單。花錢怎麼花的好，還是要有經驗和訓練的。這個訓練和經驗的累積，對於一個城市發展的主要發動者（此即為市政府），要如何導入，如何實現？更何況，智慧這件事，本來就不限於一家之言。有些看似智慧的解決方案，在其他國家可能不是這麼地被認同有智慧。例如信用卡的使用滲透率在亞太地區一直是被追求的「成熟金融」目標之一，但在德國，其國民在境內使用信用卡的比例，則是遠遠低於主要的亞太國家。難道德國在這一個金融和技術的光譜，就比較不成熟了嗎？當然不是。
很多歐洲都市之所以只在幾個市政規劃的垂直切面（例如：水利、防災）強調「智慧化」，原因即是如此。
三、科技浪潮和城市治理的關卡：都市規劃
除了特殊的歷史因素之外（如戰爭、大型天災），城市發展的命運多半是落在都市規劃的領域，因此主責都市規劃的單位，基本上就掌握了都市發展和規劃的生命線。科技浪潮能否影響城市的治理，都市規劃行業的角色不容忽略。但在本地的都市規劃行業，別說網路輿論風行的「網路協作」還是真正和行業有關的地理設計 (geodesign) 學門，目前科技解決方案的落實導入，絕大多數僅限於單機作業的製圖軟體，而資料交換的主要平台還是以 USB 隨身碟為大宗。
如果這個行業對於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那麼這個行業的數位科技「整備度」，就決定了一個城市在科技浪潮的衝擊之下，能在自己的作業流程當中，有多少細節反應出「城市治理」的改革。
很幸運的是，這些艱難棘手的問題並非只有台北市所獨立面對。我們引用倫敦政經學院的 “LSE Cities” 計畫來一探世界主要都市在「都市發展」採取什麼樣的路線。這些「路線」轉化了多少科技浪潮成為支持城市治理的實務，早期多半隱匿於各種不能言說的市政細節裡。除非讀者是規劃行業，或是和市政府體系有長期的合作，不然難以觀其堂奧。多虧網際網路，這些知識的傳遞，也越來月為開放。
了解一個城市現有的都市規劃「模型」以何為本，是釐清諸多「智慧」迷障的最快路徑之一。
阿姆斯特丹：以人口、空間成長、運輸、氣候、預測和情境模型來規劃城市的發展。
波士頓：以交通、預測和其他模型。
里斯本：以人口、空間成長、運輸、預測、回測 (backcasting) 模型。
德黑蘭：以情境模型。
浦那 (Pune)：沒有作答。
海德拉巴 (Hyderabad)：沒有作答。
阿迪斯阿貝巴 (Addis Ababa)：沒有作答。
斯德哥爾摩：上面有的我全部都有。
在倫敦政經學院的計畫之中，台北市並非其調查標的城市。但我們捫心自問，台北的城市治理，至少在都市規劃的部分是透過什麼模型而得出的？1949年之前的狀況如何？升級為直轄市之後？民選市長以降？網路時代之後，規劃的腳步跟得上嗎？所謂「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指導綱領，目前落實的面向，就能足以稱之為，已經讓台北跟得上科技浪潮了嗎？
很難回答，是不是？
四、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是怎麼做的？
我們就以最近台北市市長最近公開表示仿效學習的荷蘭為例，首先來看阿姆斯特丹城市。他們在面對科技浪潮如「智慧城市」發展的「治理結構」是何等光景？
治理結構若以市政面向來分，則可以鎖定幾個和所謂「智慧」有關之切面，例如交通、都發、地政、資訊、研考、民政、警政、衛生等。這幾個面向在大多數常駐人口約三百萬人的城市規劃是很常見的。台灣的地方政府在「參考」或是「導入」號稱荷蘭的智慧城市時，導入的是什麼？是城市治理層次的軟性規劃技巧？還是各種移植情境 (scanario) 後的應用端應用（如：無人飛機在水庫勘災）？
提到阿姆斯特丹模式，我們立即就會想到北荷蘭省 (Noord-Holland)、大阿姆斯特丹都會區 (Groot-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市，阿姆斯特丹市議會 (gemeenteraad)，市議員團 (college van burgemeester en wethouders)，阿姆斯特丹都會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AEB)，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委員會 (ASC) 等結構。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委員會被賦予了豐富這個城市智慧應用，打通財務關卡的角色。所以我們在這裡要問的是：
以阿姆斯特丹為例，了解 AEB 的歷史和被賦予解決的權力是什麼？
以阿姆斯特丹為例，了解 ASC 的成立背景、被賦予要處理的議題，以及合作的夥伴背景，產出計畫的週期和資金來源
聽起來似乎很無趣？
不過這些都和「城市治理」息息相關，而城市在治理面在因應新科技浪潮，總是脫離不了「公共財政」的結構的「規範」和「限制」。一個良好的財政和採購結構，將有助於因為新科技浪潮對於城市治理的衝擊。以台灣而言，外商的叫車服務在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強力市場滲透，影響到交通、財政和法務局等市府單位。城市治理的必須有所因應，但目前而言，只能仰賴和與其他地方政府合作，並且由中央的交通部作為發動因應作為的起手。
一個良好的財政和採購結構，將有助於因為新科技浪潮對於城市治理的衝擊。
這明顯是新科技帶給台北市府的挑戰的絕佳案例之一，但以城市的角度而言，我們不能單純的就以「傳統計程車行應該要轉型」、一起「邁向數位經濟的時代」或是「外商就是別有心機等」來作為回應。這在城市治理面的革新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不只問錯問題，也容易答錯問題，更多時刻只是膝射反應的回答。這若在一個首善之都的輿論圈子出現，是比較難以理解的。
阿姆斯特丹的 AEB 和 ASC 結構，其成員對於資通訊技術 (ICT) 和網路 (internet) 有相對於其他城市相關結構更為歷練過的理解。主要是不少核心成員在不同的崗位有著全球城市的工作歷練，而全球城市的面貌不是只有一種而已。
例如有些城市還在電力系統的穩定上掙扎，但其城市居民透過手機使用金融的滲透率卻是已經超過台北市。什麼樣的治理結構適合什麼樣的城市，這需要有不少異值的實戰經驗累積。這一點在台北市目前智慧城市所開出的項目的來看，是非常有待努力的。
五、歷史上台北市的第一次智慧化
台北市的治理結構因應科技風潮的而「被迫」必需智慧化，是在地政服務導入資訊化流程的那個年代 (1980年)。比如說，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地價謄本、地籍圖謄本及異動索引、建物門牌查詢等的電子化，這些都足以稱之為「智慧化」的過去。
雖然那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時代，但有經驗的市府主管們一定還記得當時對於「治理技巧」衝擊的那個年代。那麼現在大力推展的「智慧生態社區」，在地政服務智慧化的層面，是否應該先有什麼樣基本認知 (2016年代）？台北市想要搭著這一波「智慧化」的浪潮，是要先對成熟產業先行智慧化，還是要追求新興科技浪潮的快速導入？
我們先看地政服務智慧化的誘因可能是什麼：
在規劃論、法令面、資訊系統和數據服務部分，仍停留在三十年前水平？
地政在前端規劃時期，無法考量重大動態變因（如地震、豪雨災、交通等所帶來的瞬間峰值事件）？
無法導入異質數值（非地籍地政）以輔助開發（或永續）為主的地政總規意識？
缺乏建立各種數據處理和交換之介面？
缺乏市地重劃後效益評估的架構和對應指標？
擁有過於粗糙但仍無法因應現代智慧社區發展、規劃的數據管理流程？
社區規劃不可能自外於社區內部和外環境連結的因子，但傳統規劃在初期多半只看基地的內部因子。例如在建物和基地面：
建物和基地 vs 地上環境因素
建物和基地 vs 地下環境因素
建物和基地 vs 內部環境因素
靜態和傳統資訊或是數據源：
公有設施和基礎建物資訊 (e.g. 地籍圖)
示範型公有設施和基礎建物資訊 (e.g. BIM)
地籍和地政圖資（e.g. 地政相關系統）
地上環境因素？（e.g. 市級氣象資訊）
地下環境因素？（e.g. 台北市道路管線暨資訊中心）
各局處或國營單位之相關設施的地理空間資訊（e.g. 站牌、看板、路燈、人孔、樹木、植被、號誌）
再來即是不少人盛讚的群眾外包 (crowdsroucing) 模式，如何輔佐社區規劃？異值和新興資訊或是數據源有：
交通（車流、交通事故）
路人（人流）
衛星影像遙測（e.g. 福衛二號、五號）
低空影像遙測（e.g. 如無人飛機）
更細緻的自然環境資訊（如：光場、風場）
更細緻的人造環境資訊（如：無線通訊密度）
行為：現地住民市民與基地、市地重劃地的行為互動模型和數據
行為：非住市民對於基地、市地重劃地的行為互動模型和數據
連網：所需之相關資料（如下水道孔徑、電網、網路交換箱等）
相關指標：在不同國家和產業所推行者（如永續生態、建物能耗）
資源定址：如建物單一識別碼、公車路線單一識別碼等
數據思考和設計之處理原則：
以隱私為基礎的設計原則 (privacy by design)
以區塊鏈技術 (blockchain) 為主的分散分類帳 (ledger) 式架構，管理數據和後設數據資源
我們只先簡單看到這裡，因為問了之後反而問題一直冒出來，例如：
總規和規劃論是否仍缺乏智慧化作為？
台北市在都市計畫實際採用了哪些規劃工具 (planning instruments)？
於是我們邁入下一個討論的階段。
六、行動服務普及和城市治理有何關係？
河右岸是日座談會的期間，很多人提到了手機。台上的每一位講者也幾乎在座談之餘拼命滑手機，我也不例外。那麼行動裝置和連網如此普及，這給城市治理帶來了什麼樣的挑戰和機會？我們先從另外一個台北不熟悉的城市來看：緬甸的仰光。
想想緬甸在沒有開放之前（2000年中）一張 SIM 卡要多少錢（十多萬塊台幣之譜），到現在又是什麼光景。光是「開放」和「賺取價差」這兩段就有不少人受惠受益。SIM 卡再怎麼說都還算是好脫手的貨，不像是囤積小汽車，稅一降下來賣不出去的貨根本只好堆在路邊。SIM 卡價格的狂降讓人們多了點通訊部分的自由。在都市化的通訊歷程，撇開固網，直接跳上行動裝置。再加上緬文 (မြန်မာအက္ခရာ) 輸入法日漸成熟，又讓資訊鍵入的基礎門檻降到識讀人口能方便使用的程度。
這些事情的發展也不過三五年的光譜，但已經讓緬甸成為眾多商業機構即使不在產品和服務面標榜「智慧城市」，也必須一探究竟的區域。我們假設越是都會化的區域就越有各種行動通訊服務的成長力道，那麼整個技術和服務的堆疊 (stack) 就有了巨大的空間。這在人口遷移沒有如此劇烈變動的西歐，目前是看不到的，因為那個過程早在n年前已經完成大半。
都會化過程的發起者可能是國家挑選過的都市，例如緬甸的首都現在已經不是仰光（你沒聽錯）。而早已都市化的城市，如台灣朋友所熟悉的曼谷、吉隆坡、雅加達等，都市化所面臨的問題可就更多。在行動通訊的服務上，隨著人口的大量遷入，城市住民的通訊習慣就跟仰光很不一樣。不過頻譜資源有限，人又怎麼愛說話愛傳訊，如何讓從既有的通訊行為裡撈出該解決的問題，而且是那些解決之後還有利潤市場的問題，這些都可以從都市化的大勢（不一定每個人都喜歡）和大數據作為，找到更多切入的角度。
這些都只是萬分之一的機會和問題。
在都會化的過程中，如果先鎖定用自己生長的經驗來看，比如說我是南投出生的，在台北工作，長假回到南投之後，透過行動載具能做什麼？我會做什麼？做的這些事和南投有沒有關係？可能大多數人的回答會是：跟本來就在都市的朋友圈交流訊息，而這些朋友在放大假的時候，也都不在台北。如果北台灣的居住人口有六百萬，那麼有多少人有這樣的習慣？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好，我的家就在南投，為了工作不得已到台北，我算是那兩億人其中的一員。在放大假的時候，我會怎麼用這個行動載具（如：手機）？好吧，這答案可能跟上面類似，那麼再想想看，如果我在台北孤苦無依但有一份還過得去的工作，那麼手機在平時又如何讓我融入這個都市化的過程？
繳水電？叫外賣？當筆記本寫滿客戶資訊？叫車？標會利器？打發時間？買車票？付餐廳帳單？認證身分以獲得更多的訊息服務？預約診所掛號？科技監票（好吧扯遠了）？還是明天什麼時間會例行停電停水？
以上那些是在南投不會發生的？哪些發生的頻率低？又哪些只會在台北發生？哪些是有哪些其他的傳統管道也完成同樣的事？這些傳統管道因為都市化的過程，是越來越通行，還是越來越式微？還是… 有一天被傳統管道發現原來有這些事，乾脆把某一個環節的服務提供商買下來比較快（暗示：一類電信業者）？當一個城市有高度比例的居民成天在城市的網路空間「互動」，那麼城市治理要不要「接取」這些「資源」？要不要重中發現城市的「問題」？如果城市介入了數位空間，會不會有隱私的疑慮？法律上到底允不允許？
七、東亞都市化、智慧化與工作機會
承上，如果某些「通路」因為智慧化的過程而消失，那麼連帶的很多工作也會消失和轉型。那麼這些人要去哪？兩億人跑到都市不是因為想觀光，他們需要工作，需要更多的發展機會。你可以說十年前跑到都市的，可能現在跑到其他的都市是想觀光沒錯，但是在這十年間才來到這些巨大都市的人，我相信更多關注的是工作機會。我們再想想，如果這兩億人有不少搶了原本居住在城市住民的工作，那麼整件事情就更複雜了。
回來看看目前台灣所流行的「智慧城市」，有巨大的展覽，有很多的聯盟，有數不清楚的文章，有每週在各地舉辦的商機和媒合會。試問，這些智慧城市的計畫，到底想解決什麼大的問題？
智慧交通想解決塞車問題，結果發現雅加達都是機車。我們問問自己，台北解決了什麼機車的問題？登記有牌的機車可是有一千兩百萬輛以上之譜，請問我們要怎麼說服雅加達市府，整套進口「台北市的解決方案」？塞車是交管問題，還是更複雜的城市治理問題，甚至是中央的政策問題（例如稅制、保險），而城市根本插不上話只好概括承受？台灣的機車現況是什麼，我們有沒有用過什麼「智慧」的方法，真的好好了解現況，找出這些問題的「普世性」？解開這些問題，會不會有些工作機會就沒了？
移動本身不是目的，移動是有目的的。兩億人和更多已經在都市的人的移動，從軌道系統到當紅的叫車軟體，我們有什麼智慧的方法，能解決更多都市化的問題？
八、台北開竅 (Smart Taipei)，要從哪裡起跑？
東南亞各大都會有個無法逃避的問題就是都市化 (urbanization)，所有地處東亞的城市因為都市化所創造出來的問題和市場是真實存在的。根據世界銀行在2015年所出爐的一份長期研究報告顯示，2000年到2010年間，東亞地區有將近兩億人遷入都市。兩億人的人口是台灣總人口的9倍，日本的1.5倍。目前有8個城市的人口超過千萬，123個城市介於100萬到1000萬之間，另外有738個中小型城市，則是介於10萬到100萬的人口。
台北市只是那123個城市之一，雖然並非國際馳名，但在規模也算二軍之首。
這些人口大規模的移動所產生問題和機會，從移民生存的角度、城市治理的角度，或是套句最近熱門的話題：創業（我偏向使用「實業」）的角度，都是不可忽視的大勢。
東亞城鎮的都會化，在科技浪潮的拍打之下，會發生什麼事情？為什麼要用科技浪潮下的「智慧城市」途徑來解決？台北在東亞城鎮的都會發展歷史，提供了什麼樣的模範？哪些是產業角度能著力的突破點？城市（如新竹）在東亞城市發展的未來典範，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回想蒸汽機和失業問題的歷史故事，因為工業再進化所造就的機會和失業，那個部會接下來要收爛攤子？
科技浪潮所帶來的，當然不會只有好的一面。工業之再進化、工作機會和型態之大規模轉變。回想蒸汽機和失業問題的歷史故事，因為工業再進化所造就的機會和失業，那個部會接下來要收爛貪子？國發會（經發）？主計總處（下修數字）？勞動部（救濟和職訓）？教育部（技職培養）？衛服部（社會安全網）？內政部（開放更多移工填補初級產業人力）？
目前想法多以都市規劃為主軸，但這也無可厚非。幾個本地城市發展，本來就是都市規劃的資源、權力、位階和生態圈比較豐富，這也反應在政務官的背景。ICT 想從「智慧」切下去，對到都市規劃的習慣作法，不容易切的很全面，取代已經進行數十年的都發實務。切的很快、很全面，而且直接與市民相關的，似乎走到最後都有些問題（如網路新都 WiFly）。但對都市規劃比較直接能派上用場的（如管線資訊中心）的 ICT 部分，又不是直接面對城市的居民（或網民），很難被快速的「有感化」，計畫啟動的「靜摩擦力」也會很大，需要非常大的資源作為推動的燃料。這部份還有類似 BIM 等新興科技浪潮，但我個人不認為一般的台灣 ICT 甚至 Internet 業者會關注這一塊。
我們再來推敲台北市可以怎麼開始起跑？
智慧城市與東亞城鎮都會化，解決境內什麼問題，對境外有什麼啟示，為什麼要用「智慧城市」的途徑來解決？台灣在東亞城鎮的都會發展歷史，提供了什麼樣的模範？哪些是產業能著力的突破點？台北市在東亞城市發展的未來典範，能扮演什麼角色？還有哪些局處能扮演關鍵角色，但過去完全沒有發揮的？
工業再進化、工作機會和型態之大規模轉變。想想蒸汽機和失業問題，因為工業再進化所造成的機會和失業，那個部會接下來要收爛貪子？國發會（經發）？主計總處（下修數字）？勞動部（救濟和職訓）？教育部（技職培養）？衛服部（社會安全網）？內政部（開放更多移工填補初級產業人力）？台北市和這些中央部會之間，目前是什麼關係？未來是什麼關係？
ICT/Internet 在 Urban/Renovation 所服務的場域（例如想要轉型的城市），其可能服務的人口很快的就會比都市規劃還多。這又提到了另外一個城市「網路人口紅利」的概念。台北市在這一個部分應該是累積了不少紅利。但看看各局處的編制，交通大隊有多少人，資訊局有多少人。這兩邊所處理事情的面貌以及要服務的對象，我不覺得後者會比前者少。但從編制來看，很顯然資訊單位就很辛苦。這些紅利的獲取，資訊局並沒有被賦予更為高階的角色。
「交通」領域是比較奇特的，不完全是都市規劃領域，但受到都市規劃的影響很大。也不能說完全是 ICT，但卻有 ICT 能夠大為發展的空間，交通不能再傻傻的土法煉鋼。
ICT/Internet 和都市規劃發展所強調的「空間」和「地域」，在台灣好像不是很落的下來（潮詞稱做公共服務的 O2O），例如一個地域的議題拋出，有意見的可能都不是跟這地域議題切身的利益相關者（如住民、通勤人口等），所以 ICT/Internet 這種本身就極具有超地域特性的領域，要轉換到能透過都市規劃強力所主導的軸線然後發展一些作法（如實證場域），很容易走的見樹不見林。
所以台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PMO) 的組成就至關重要，這部分是關鍵，也是轉換上面（雲端）到下面（城市、場域），或是轉換權力結構的下面（網民？群眾智慧）到上面（都市計畫）的關鍵機制。
同台北市遇到同樣問題的城市在東亞可能不少。問題多的地方，解法可能也要很多。問題多的地方而且人口數量很大的地方，解法要很能 scale。社會問題多的地方、人口有一定數量，而且網路社會發達的城市，怎麼孵出「智慧」的解決方案，這是同樣樣貌的城市（東亞、南亞、中南美？）都會有興趣的。當然也有一些是來自於網路社會發達，但人口數量不高的城市，這對台北市合不合用，我建議 PMO 可能要多看多讀多接觸一些實際在那個城市的人。
九、在台北市起跑之前
在智慧城市、數位機會、賦權和社會發展的各種前沿議題，台北所面臨的挑戰，目前已提出的解方，缺乏找到自我定位的意志，也缺乏成熟的比較框架。
數位科技的轉型力量，如何更為包容、效率和創新？過去數位科技在促進轉型（在性別平等、經濟、產業、扶貧等）的影響力顯然非常不足，讓「數位經濟」的發展大旗仍口惠不實，何以至此？
台北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並非屬於A段班，桃園更只能算是後起。當所有琅琅上口的亞洲各大都會，在不少國際報告上的表現，都顯然是更適合成為數位人才發展的候選，那麼台北先天的優勢，到底為何？地緣所帶來的契機和折磨，我們如何接招？
十、亞洲矽谷是否抓到了那個真正重要的「點」
東北亞到東南亞的海纜，絕大多數的線路必須通過台灣東岸和南岸。如同麻六甲海峽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新加坡不公平競爭優勢，巴拿馬海峽造就了巴拿馬籍註冊輪運的蓬勃。連結智慧時代資料流的海纜，造就了數位港灣和網絡強韌互連的態勢。
台北都會區有著最高密度的知識工作者，和矽谷所在的加州，也有淡水、八里和頭城等海纜上岸處的實際連結。台北在城市發展的戰略層面，如何強化網絡效益 (network effect)， 在網路 (internet) 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人流、物流、金流、服務流和資料流，台北都會區不應該忘了自己無法取代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