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FinTech政策,必須強調「適應性」,而非跟上潮流/編輯部
今早經濟日報報導《金管會拚FinTech 急推十計畫》,新聞內容大致如下:
蔡英文總統指示推動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金管會火速研擬十大計畫,廣含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領域,並且回應第一銀行盜領案,首度提出建立「金融資訊安全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的構想。
金管會高層官員表示,該項構想且已經編列預算,預計下會期送請立法院審議。
根據報導內容,十項計畫分別是:
推動電子支付發展
規劃P2P網路借貸平台發展
推動股權性質群眾募資平台
推動保險業利用相關創新產品
推動基金網路銷售平台
金融科技人才培訓
打造數位化帳簿劃撥作業環境
推廣區塊鏈技術的試驗與應用
建立金融資訊安全分享與分析中心
建構整合安全的網路身分認證機制
這十項計畫當然都有其重要性與急迫性,畢竟台灣的金融產業與環境已經落後其他先進國家甚多,但如果新聞報導中提到的計畫內容,以及金管會推出這十大計畫的背景確有其事,我們不免更加擔憂了。
業者早已做得更多
金管會這十大計畫,並非突然丟出來的即興之作,而是在前朝政府時代就已經開始研議。今早的報導中提到的十大計畫,全部都包括在金管會於五月十二日,也就是新政府上台前公布的「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中。
然而在經濟日報的報導中,我們卻見到一些令人擔心的官員發言。例如「保險業可運用大數據,分析保戶的行為模式,作為釐訂保費的基礎之一」,以及「用大數據監控駕駛行車紀錄是否良好,如果經常超速,代表發生意外的可能性高,投保任意車險時保費就要多收一點」;我們想問的是,哪一家保險公司還沒這樣做?
把業者正在做的事列入政策白皮書,做為施政推動目標,這是面對新趨勢的正確做法嗎?
事實上,保險業自主使用大數據進行的決策輔助和產品重構,遠比金管會在白皮書中列出的還要多得多;例如根據電話行銷客服對話記錄,分析客戶的潛在需求或成交機率,或是根據業務員行為特徵、擔任職缺、出缺勤狀況等內部人力資源資料,配合外部經濟環境變數,降低優秀業務員流失的風險等技術與解決方案。
雖然我們也可以說,官員的舉例可能是為了便於讀者理解,但如果舉例的內容是業者早就已經在做的事情,為什麼政府還要把它列入重要施政推動目標?
另一個包括在金管會十大計畫與《白皮書》的規畫,是建立金融資訊安全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根據報導,「該中心的組織型態為金管會轄下的財團法人,會員為各金融機構,在平台上互相分享資安經驗,像是駭客入侵手法、如何建立資訊防火牆等。」
事實上這樣的平台完全沒有必要由金管會和各金融機構建立,民間的資安業者早已擁有具備國際水準的資安技術能力;金管會大可直接善用這些資安業者的力量,就能立即提升金融機構的資安防護能力,為什麼還要耗費大量資源另外成立財團法人組織?
創新往往不是來自既有體系
從internet商業化三十年以來,不論算不算得上是破壞式創新,絕大多數的創新都來自既有體系之外,FinTech也不例外。然而,不論就報導內容或是《白皮書》來看,金管會對於FinTech的規劃與想像,多半是從既有金融業者與體系的角度來「適應」已經發生的變化(例如各種第三方支付、P2P借貸、網路下單、群眾募股等等),針對這些已經變成事實的「前趨勢」設想發展與監管策略,而非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創新,預先設想因應或轉型之道。
諷刺的是,白皮書內文第一段就說「本白皮書規劃以2020年為期,提出『創新數位科技,打造智慧金融』之願景」。我們完全可以預期在未來的四五年內,一定會出現更多現在無法想像的全新FinTech技術、業態與應用,而以金管會十大計畫和《白皮書》這種「迎頭趕上既成事實」式的規劃,真的能夠迎接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局嗎?
台灣需要「適應式」的金融政策方向,而非指導性的發展計畫
經濟日報的報導刊出後,果然在網路上引起許多批評,例如翟本喬就這麼說:
我們認為,金管會FinTech十大計畫或《白皮書》的最大問題,就是無法跳脫計畫性、指導性、監理性的思維,以致於只能被動地跟上現正流行的潮流,這才是我們最擔憂的部分。
蔡英文總統在昨天參加彭博台灣金融論壇時,已經明確指出,台灣政府因應FinTech的做法,應是「除了鼓勵投資,更重要的,是為市場的新趨勢架好平台,管理風險」,但是金管會的十大計畫或《白皮書》卻與此方向背道而馳,並不能實現蔡總統指出的政策目標。
我們期許政府在面對FinTech時,能夠拿出與撤回「亞洲矽谷」案相時同的勇氣與擔當,重新檢討金管會不合時宜的政策方向,廣納各方意見,以開放而彈性的角度做好科技與金融創新的後盾,甚至根據因應未來的需求,重新架構政府本身,不要繼續留戀於過去的角色和職能,一直擋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