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核銷要附紙本登機證，看台灣官僚過度解釋法令的文化／余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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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有一位朋友來訊感謝我的幫忙，讓電子登機證也可以核銷；我才想起來當初協助搬開這個新創小石頭的故事。

記得日前在一個聚會中，與許多新創圈友人請益，討論各種阻擋新創運作的各種小石頭；其中矽谷知名種子基金暨創業育成加速器「500 Startups」的在台駐點代表程希瑾小姐，提到邀請外國人來台的機票費用核銷，政府竟然要求要附紙本登機證，導致外國貴賓回國後，新創必須追著貴賓，請貴賓把紙本登機證寄回台灣。

這不僅是不必要的行政要求，阻礙我國的國際化，對新創來說是額外的人力與時間成本，同時更凸顯我國政府接受資訊化票證能力的不足。

於是我請助理提出書面質詢，先進一步了解這件事情的細節，以及政府的回應與態度；拿到回覆文一看，才發現又是一樁歷史公案。

各單位擴大解釋，只為求不犯錯

最早要求公務人員核銷出差旅費，必須要附上登機證的是外交部。根據民國97年（2008年）的公文來看，外交部當初因為核銷時僅檢附機票票根、或僅檢附登記證存根，加上當時電子機票取代紙本機票，無法確認出差人員是否真有搭機事實、或是無法確認出差行程與票價，造成核銷爭議，因此要求主計處修正中央政府機關的「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六條「電子機票報支規定」事項。

因此主計處在其「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中，修改了要點，並發函以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公務人員；但是在這個要點中，雖然要求提出登機證做為原始憑證，但其理由是為了要能夠證明出國事實，因此除了登機證外，也可以用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開立的搭機證明替代。

原本的規定除了登機證也能以其他憑證替代，同時並未規範公務以外人員，但執行單位過度擴張解釋，造成全民不便。

此外，這規範並沒有擴及到非公務體系的人員，也不用以規範外聘講師或國際講者。但執行的結果就是所有公務機關、大專院校等單位，自行擴大解釋該要點、擴大要求原始憑證、擴大用在非公務體系的人員身上。

104年（2015年）時，主計處接獲反應，有部分機關拒收電子發票，有違「電子化報支」之施政方向，因此發函通告各機關，強調各機關取得電子票證辦法報支，得將其下載列印，以紙本的方式報支。簡單說，就是主計處並沒有要求登機證一定得是「原始憑證」。但是很明顯的，這個函似乎沒辦法通令各機關徹底執行，還是有很多單位怕惹事，寧可造成報支者的不便，也不願意讓大家都方便。

9月22日（2016年），我再次針對這個議題，直接質詢林審計長與朱主計長，到底審計與主計誰在踢皮球？到底核銷可否將電子登機證也納入？很顯然這個事跟主計長有關，只見朱主計長有點氣急敗壞的表示，早就已經通函下去了，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改。質詢完後，我們辦公室邀請主計處同仁開會，進一步確認後續的處理方向，希望盡快解決這個爭議，別讓早已開放的做法還繼續擾民。

在與主計處充分討論後，我們辦公室提案要求主計處再次通函各單位，採納電子登機證作為核銷的合法憑證，同時外籍人士也無需檢附登機證。

時代需求不同，不能再只想防弊不敢興利

過去我在民間，也深感台灣基層辦事的公務員，習慣擴大法令解釋的現象，不外乎「上級問我怎麼辦？」「多一些佐證的資料比較好？」「自己搞不清楚（法規或業務）！」「英文看不懂！」各種諸多讓民眾不解的理由，不但提高無謂的行政成本，也造成民眾申辦時額外的負擔與種種不便。

繼續用防弊的心態來推動法律與政策，而不是思考如何鬆綁，怎能推動轉型？

有時候想想，孰令致之？公務人員做得好往往沒有掌聲，一旦遇到問題，往往就是被檢討的對象。有人說，台灣公務體系全面防弊的心態，就是「讓壞人不能做壞事，好人也不能做好事」。在創新驅動的時代，讓官員不敢做事的體系，壓抑了創新的動能，對經濟的轉型沒有幫助。出事時的檢討也局限在公務員身上，而不檢討體系的系統性問題，這樣對國家會有幫助嗎？繼續用防弊的心態來推動法律與政策，而不是思考如何鬆綁法律，釋放民間的創新動能，轉型真的推得動嗎？

如何改變這個文化？不僅我們民代要改變問政的方式，公民也要改變心態。這絕非短時間可完成的工程。

我的辦公室也將持續推動政府電子化，目前有關公務機關案件申請、經費結報、付款及資料封存等作業，只要涉及公文、請購、差勤、會計與出納等作業項目，我主張都須電子化。其中關於經費結報的部分，將於106年到109年規劃建置共用性系統，以利電子化報支。

我認為，唯有政府盡快轉化成數位治理思維，才能夠更理解數位世代的想法與做法，理解數位經濟的挑戰；這也是我近期推動「政府資訊長四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