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勿錯用金融法令監理沙盒，扼殺FinTech發展契機／ 金融深喉嚨
最近FinTech金融科技的話題總算在台灣燒了起來，不少人提到了英、新加坡、澳洲等積極推動FinTech國家所採用的「金融法令監理沙盒」；一些立委也趁勢倡導要推動監理沙盒的法案連署。
雖然被金管會澆了冷水，說是要等其他國家推行半年後再說，但也引起了學者、專家及媒體的不少討論。但是這些討論多集中在台灣需不需要金融法令監理沙盒，好像有了金融法令監理沙盒，我們的金融科技就得到了發展與救贖。
別忘了，真正的關鍵問題，是「台灣應該如何積極發展FinTech 產業」。
台灣應否積極發展FinTech產業？政府不該一再迴避
從之前金管會抬出的《金融科技白皮書》，到金管會丁主委近日受訪與發言，始終顯示了政策上的持續矛盾。
在筆者閱讀金管會的金融科技白皮書時，深覺其中對世界金融科技的變化與發展的數據資訊蒐集，雖然相當完整中立，但一提到本國策略時，卻彷彿進入髪夾彎，隻字不提金融科技新「產業」，反而退回到既有金融業者的數位化及因應策略。
檢視政府作為，對於發展FinTech，說得多卻做得少。
同樣的，丁主委剛上任時對金融科技的態度相當正向開放，但在近期的媒體專訪中，丁主委一提到FinTech就變得相當保守，一再表示「要有能力掌握風險才能開放」。
其實台灣該不該積極發展FinTech產業，這問題的答案再簡單明確不過，就是非發展不可。所有的分析及數據都指出發展FinTech的必要性與刻不容緩。攤開各國近年的經濟政策，都有專章專則提出發展並支持其國家金融科技產業；可是令人驚訝的是，當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此簡單明瞭、黑白分明時，我國政府相關單位卻刻意忽視，技巧性地規避各種實質問題，這才是我們國家發展FinTech產業的真正最大障礙！
沙盒萬萬不可落入以開放之名，行全面監理之實
日前不少討論中，是把FinTech法令監理沙盒當成是管理「所有FinTech創新」的方式；果真如此，就是假開放之名行監管之實，大大扭曲了沙盒設立的目的。
各國成立沙盒的目的在於試驗創新方案，避開既有束縛，而非用來監管。
在所有推行沙盒的國家，其執行方式都是「法律未載明的都可以進行，惟有抵觸現行法律時才啟動沙盒機制」；這樣讓FinTech新創業者即使不符法令，仍有試行空間。然而台灣的法律及政府目前運作模式，早就落入了只會防弊的窠臼；只要法令没有明文規定都代表「不行」。
我們可以預見，對台灣政府來說，沙盒只會拿來小幅開放金融科技，甚至會由原有監理機構擔任沙盒申請的主管單位，結果就是所有FinTech服務的創意創新都將遭到扼殺，繼續回到固有金融監理方式的申請制及財團制。說直白一點，也就是嘴上說要發展金融科技產業，拿沙盒來做做表面功夫罷了，絕對不可能有效！
監理沙盒是積極開放下的風險監督，不是保守監理下的後門小洞
對監理沙盒機制有研究的人都了解，它是配套在「積極扶植發展FinTech新創產業」下的一個小部份，是用來衝破有法令限制的積極做法。換言之，前提是該政府已經有積極推動發展金融科技的專案及專責單位。
FinTech新創產業需要輔導而不是監管，需要專責輔導單位開路，而不是由監理單位帶頭封殺。
舉世界各個積極發展FinTech的國家為例，英國提出了Project Innovation（創新計劃），成立Innovation Hub (創新中心)；新加坡則有跨部會運作的FinTech Office、澳洲也有Innovation Hub。這些專責單位不但其位階是常設單位，甚至為了貼近新創，還提供工作場所給FinTech業者。
最重要的是，這些單位的角色定位明確，宗旨都是「促進金融競爭以提昇消費者利益」，協助新創公司連結資本資源，提供各種諮詢等等，絕不會和監理角色混雜。簡單地說，絕不是教練兼裁判。
派任到這些專責單位的政府資深人員，是站在新創公司的角度思考一切，協助新創公司在有限資本資源下，排除各種不必要行政程序的繁瑣流程，甚至直接跳過法令，以爭取快速推進市場上的機會；除了增加其國內FinTech新創業者的競爭力，更可讓創新想法有機會提供實際服務到並顯現結果，加以改進。於此同時，如果一些與目前法令抵觸的新創服務，在一段時間測試後，若仍發現較大的問題，也可令其停止以降低風險。這使得創新在這樣的機制下產生正向循環，更強化其產業競爭力。
英國的FinTech業者早已超過2500家，其中需要申請沙盒計劃的僅有少數，所以我們的確也希望能像英、澳、星一樣有沙盒這樣積極到破除法令限制的機制，但唯一的前題是我們要有專責單位，提出正向積極的策略，扶持發展台灣FinTech，建立台灣FinTech生態系統，讓FinTech業者能持續的創新成長！
有強而有力的FinTech專責單位，才能建構完整的FinTech生態系統
英國在其FinTech相關發展策略規劃下，明確定出人才，資本，法令及客戶需求等四個方向，以建構完整的FinTech產業生態系統。坦白說，我們每一項都欠缺，都需要完整規劃與政策支持，才能建構出源源不絕的創新動力。
先進國家的做法：成立專責跨部會單位專事輔導，而非推給監管單位處處掣肘。
而新加坡除了上述四項外，更點出另一關鍵：「開放銀行平台以促進快速創新，以及新創與傳統資訊系統的整合與發展」。這一點相當重要。新加坡將其納入FinTech Office價值宣言，因為FinTech是強調大數據的年代，只有越開放才能促進新的創新；更不能將消費者的金融資訊封鎖在傳統特許金融機構內，不讓FinTech業者介接；為了推動這樣的政策發展，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發展單位接手負責。
英國的FinTech的Project Innovation創新計劃，是由國家科學會提出建議由中立轉型的「金融行為授權會」（FCA）來推動，主旨鼓勵破壞式創新並挑戰傳統金融方式；新加坡則是由總理親自指派總理辧公室中的創新新加坡（SG-Innovate）CEO，和新加坡央行（MAS）代表共同領導，並加上五個其他單位如經濟發展局、主權投資基金、國家研究基金等共同辧理，層級基本上就是拉到了總理辧公室，也就是直接由總理督導[footnote]這個機構原本在2015年先由新加坡央行成立其FinTech辦公室，但顯然推不動（或者不想推動？）；所以總理直接重新任命跨部會FinTech辧公室。[/footnote]。
沙盒不是重點，重點是發展金融科技的積極態度與積極作為
台灣自從成立了金管會以來，獨攬金融大權，政府各單位遇到與之相關的話題，均不敢僭越；然而其所被賦予金融機構監督管理角色，在其長期升遷體系無利益廻避機制下，已經變相成為金融機構的保護單位。
金管會其本質及成立宗旨本就在監理，並不適合發展創新業務。台灣其實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方式，不必拉到總統層級，以行政院長層級指定跨部會單位共同組成台灣的FinTech辦公室，而以國家發展委員會為首，直接指揮所有發展金融科技的所需的配套與政策。
積極發展FinTech，不是擋既有業者財路，而是為台灣經濟找活路。
若擔心法令解釋權不在負責單位手中，確實可以推動特別法，讓國發會得以解釋或豁免金融科技業者所需法令，要不要叫沙盒也無所調！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放下保護既有金融機構的思維，發展出能與世界競爭抗衡的創新金融科技服務。
也只有這樣，在全球金融科技熱燒，連亞洲各國都蓄勢待發的態勢下，讓台灣的金融服務還能找到進步成長的機會，台灣人民也才有機會享受到更好更便利的金融服務。
當台灣在經濟政策與發陷入膠著停滯的此時此刻，積極發展FinTech更是創造新數位經濟的基本條件。這樣不但能幫台灣找到新的核心方向，也能趁著全球投資熱潮移向亞洲FinTech之際，讓台灣也有機會搶下灘頭，不落人後，發展出高獲利低污染的創新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