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賢也要選能：改善「治理能力」是提振民主效率的良方／程天縱

最近台灣的選舉和施政結果，凸顯了一個問題：透過民主制度勝出的候選人，往往並不具有適當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不足、而又贏得選戰的人，往往會有來自選票的盲點，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這個問題的可能解法，則是超然獨立的「國家治理能力」培訓機構。

我在文章中甚少談政治，因為我是個正牌的「芋頭蕃薯」，常常自認是「中間選民」；我的好朋友們藍綠都有、兩岸兼容，所以為了不引起爭議，儘量避免寫政治話題。

在好朋友聚會時，我原本經常不知道如何參與這些政治議題的討論；幸好經過多年沈澱，每一個圈子都自然演化為「同溫圈子」，只要知道圈子的顏色，就不用擔心說錯話。

有時候朋友也會開玩笑，說我是個「牆頭草，風吹兩面倒」；但這種身分也為我帶來了一個好處：對於雙方的立場都能理解、對於雙方的言論也都聽得進去，而且覺得都有道理。

即使我們每個月聚餐一次、同窗情誼已經超過半世紀的初高中「綠色」同學會，最近也因為挺柯反柯、地方選舉慘敗，而經常出現「綠色茶壺裡的風暴」。

幸好大家終究是擁有堅強革命感情的基礎，在爭吵進入白熱化之際，總有還沒喝醉了的同學跳出來打打圓場、轉移話題。

台灣喝酒文化中最精彩的、也是許多人詬病的「勸酒」，在這個時候就發揮了正面作用：酒杯一舉、大聲吆喝「來、來、來、來！」，一杯乾下肚，立刻換了話題，「同學同志」情誼依舊。

理智的選民

11月24日我起了個大早、做完全套運動之後，10點左右趕到投票所，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把公民的義務盡了；下午趕去台大管理學院為EMBA基金會演講。即使是選舉投票日，仍然來了近300人聽我講的「企業致勝與企業文化」。

在早上投票時，長長的排隊人龍中不乏白髪蒼蒼、拄拐杖、坐輪椅、兒女扶持的長者，也不乏𢹂子帶幼的年輕夫妻，頂著大太陽，一邊排隊，一邊和左鄰右舍熟人打招呼，還一邊跟小孩子們解釋什麼是民主投票。

奇怪的是，排隊的這個時候，反而沒有人在談政治、沒有人在談藍綠和統獨。偶爾有人剛到，問及是否正確的隊伍，遙望人龍的尾巴，嘴裡碎唸兩聲之後，仍然排隊去了。

這個號稱是對蔡英文政府期中考的地方縣市長選舉，終於以執政黨慘敗來收場。

領導國家和縣市與經營企業

縱觀蔣經國總統以降，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今天的蔡英文總統，台灣的經濟發展每況愈下，老百姓的不滿也日益嚴重。許多人都在問，「台灣式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出了問題？」

其實，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它使人類脫離了動物群聚的本性、訴諸武力統治的模式；台灣不流血的民主化進程，更是全球的典範。

就如同企業由盛而衰，問題仍然在「策略」、「管理」、「價值觀」上出現了失誤；而這三者都是由手握權力的「人」所決定的，所以：

與其說是「制度」的，還不如說是「人」的問題。

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就已經提到，政府治理要「選賢與能」；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選出「人品道德」與「治理能力」俱佳的人選。

人之為人，難免會有「七情六慾」的時候，也極難避免「貪瞋痴慢疑」五毒的侵蝕。在「人品道德」方面，縱使選舉時沒有問題，也不能保證權力在握時會產生變化；因此，必須靠「輿論」和「制度」來監督約束。

國家領導人的「治國能力」，則成了國家興衰、尤其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治國能力」就如同「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並非與生俱來的本能，是必須經過學習、培養而成的。

海峽兩岸人才的比較

台灣經過「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的過程，更進一步於1987年開放「兩岸探親」。

我有一位企業界的前輩，當時立即動身前往中國大陸，進行長達一個月的考察行程；北京、上海、廣州是必去的，還走訪了幾個二線城市，接觸對象包括了政府官員和國企領導。

他回到台灣之後，我就抽空去見他，請益此行的見聞。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他對海峽兩岸人才比較的總結。他說：

「中國大陸的人才在政府，台灣的人才在企業。」

當時聽到這句話，雖然印象很深刻，但是並不是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

總覺得當時的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切都是國有；這麼大的國家，能夠成為政府領導人，肯定是菁英中的菁英。

而台灣經濟發展的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主要是靠著台商在全球打拼，才能取得傲人的成績；若以「成果論」，台灣企業家必然是人才中的菁英。

30年後的理解

因緣際會之下，我從1988年開始了長達25年的跨國企業海外派駐生涯，其中長達20年是常駐在中國大陸。

在我派駐海外期間，對於中國大陸有了深入的認識；見證了從開革開放初期的百廢待舉，到今天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其間的變化不可謂不大。

在派駐海外期間，每年只有少數幾次回到台灣探親渡假，使得台灣反而成為我最不瞭解的家鄉。

2012年6月底正式從職場退休，自此之後定居台灣，重新融入台灣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

退休後的六年半，經過各種同溫層圈子的洗腦、電視台名嘴的轟炸，各種大小選舉、公投、政黨輪替之後，1987年企業前輩的那句話又浮現在腦海裡；這一次，我似乎摸索到了真正的「原因」。

大陸的成與敗

自從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增長，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確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貪腐問題始終如影隨身，擺脫不了。

隨著習近平上台後加強打貪力度加強，貪腐的層級和規模一再刷新紀錄，令人咋舌。

很明顯的，大陸政府領導的問題出在「人品道德」；但是改革開放、經濟增長的結果，則源自政府官員的「治理能力」。

關於「人品道德」問題，或許可以歸咎於十年文革、以及大陸價值觀的淪喪；而強大的「治理能力」，卻來自於大陸政府重視「培訓」和逐步提拔晉升所帶來的工作「歷練」。

由於一黨專政，大陸政府和國企一直有所謂的雙軌管理制度：擔任行政職務者的培訓，由國家行政幹部管理學院負責；擔任黨組織職務者的培訓，則由黨校和團校負責。

早在1996年，大陸政府即著手進行政府和國企領導人的MBA課程培訓；課程內容包含大量最新的經營管理實務和理論，連Michael Porter的《競爭策略》和《競爭優勢》兩本書都排在課程𥚃。

政府官員的提拔和晉升，更是宛如企業一般；除了工作單位的考核推薦之外，還要經過共産黨組織部的考核、建議與監督，就像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一般，以確保官員晉升必須經過的培訓和歷練，循序漸進。

台灣的成與敗

在台灣民主選舉制度下運作的政府體制，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升遷也遵從相同的運作模式；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首長、縣市議員和立法委員，則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

對於政府首長的「人品道德」方面，有與論和嚴密的監管制度來監督和確保；但是在選舉期間，候選人的「人品道德」則成為選舉攻防的焦點。因此抺黑、造謡、假新聞和各種陰謀論就層出不窮。

在「治理能力」方面，則由於民主選舉制度的關係，選戰贏者就可以一步登天一夕成名，反而不會得到選民的關注；也因此，與之有關的施政方向與政見，就成了不重要的陪襯。

從李登輝之後的台灣總統和地方政府首長的政績不振、經濟下滑，都與其「治理能力」、培訓、歷練不夠，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只要選贏了，毫無行政和經營管理經驗的律師、教授、黨務人士就可以擔任政府的首長；沒有人會去質疑他們的能力和經驗，是否能夠勝任這麼重要的一個職責。

試想一下，一個跨國企業的董事長或執行長，由一個毫無訓練和歷練的人來幹，企業所承擔的風險有多大？更何況是一個國家的總統或是城市的市長？

治理能力

類似中國大陸的企業經營模式，只有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才能辦到。台灣是個民主國家，政府首長必須經由民選產生，當然不可能像中國大陸一樣，透過考核、提拔、晉升循序漸進，因而擁有適當的「治理能力」。

但是，政黨可以學習企業對人才的培育方式，提升自家政黨推舉人選的「治理能力」。

時下的台灣，不僅是大學名校紛紛成立EMBA班，連公協會、媒體、人力資源、審計、顧問等規模較大的公司都加入這個浪潮，成立「商學院」、「CEO學院」，為企業的轉型升級和接班培訓人才。

可是關係著國家發展和萬民生計的總統、縣市首長的民主選舉候選人的「治理能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豈不奇怪？

前北農總經理吳音寧，由於沒有受過企業「經營管理」的訓練與歷練，因此被封為「年薪250萬的實習生」，原因就是「政治任命」。

「政治任命」並不會將「治理能力」直接灌輸給被任命的人；同樣的，「選票」也不會給予贏得民主選舉的候選人「治理能力」的灌頂或加持。

相反的，「選票」往往會使贏得選舉的人自我催眠，真的以為自己是無所不能。

組閣與創業團隊

我一再強調過，創業與就業的差別就在於「就業是靠自己的長板，創業則是玩自己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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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選戰的政府首長，可以透過組閣延攬人才，加強自己的施政和治理能力；就如同創業者可以延攬人才，組成自己的創業團隊。

但是，先決條件是創業者自己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然後很淸楚知道自己的「短板」是什麼，才能延攬與自己專業、資源、個性、能力互補，同時又有共同價值觀和願景的創業團隊成員。

對於「治理能力」不足、而又贏得選戰的人，「選票」經常會讓人出現盲點，看不到自己的短板；以酬庸形式組閣，造成將來施政失敗、忽視民意、連任失敗的結果。

補救之道

民主制度下，「人品道德」有輿論和制度來監管；可是，同樣重要的「治理能力」卻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

如果台灣可以由獨立於政府和政黨之外的機構，組織類似EMBA之於企業的「國家治理能力」培訓課程，並得到政府、政黨、社會的支持；凡是參選民主選舉的候選人，必須經過此機構的培訓與認證，則民主選舉制度的風險必將大幅降低。

結語

在我40年職涯中，始終堅持學習與創新；凡是訂了目標要執行的任務，我總是分三個步驟去達成，因為我曾受過「欲速則不達」的教訓之苦。

先求「有」，再求「好」，最後要求「有效」。

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解嚴，1991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

台灣在總統直選後，可以稱得上由威權體制進入民主制度，距今也將近23年；早已過了「有」的階段，但仍然稱不上「好」。

這次地方選舉，民意翻轉使得執政黨慘敗，大家都在檢討原因；不管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都仍然糾結在「意識形態」的是與非上。也就是仍然在民主制度要求要更「好」的階段。

政黨已經兩次輪替了，眼看著又是另一個輪替的前兆出現了，兩黨仍然在互相攻訐，誰對台灣比較好？

這次的大翻轉，我的解讀是，選民已經對這個「好不好」的階段厭倦了。選民們關注的、要求的，是究竟民主選舉制度，對經濟發展和萬民生計「有沒有效」？

而民主選舉制度有沒有效？歸根究底在於，政黨是否推出「賢」與「能」的候選人。過去20多年，兩黨始終陷落在「意識形態」、以及候選人是否具備高超「人品道德」的漩渦裡。卻忘了「有沒有效」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候選人有沒有「治理能力」。

30多年前，我的前輩說「台灣的人才在企業」，當年的企業人才都已經垂垂老矣，卻仍然緊握產業資源牢牢不放；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灣的政黨政治裡。

企業界已經認識到人才培養與接班的問題，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也因為如此，EMBA 班如雨後春筍般的到處萌芽壯大。唯有透過學習、培養、歷練、經驗，才能出現經得起挑戰與考驗的企業人才。

在所有華人世界裡，台灣是唯一擁有傲人民主選舉制度的地方；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都可以向全世界驕傲的說：「台灣的人才不僅僅在企業，也在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