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我被派駐香港,擔任惠普的亞洲區市場部經理,開始接觸印度市場。由於惠普在印度沒有軟體研發和硬體生產製造,只有市場行銷機構;因此,出差時多半以拜訪印度的首都德里為主。 接著在90年代初期,中國和印度開始爭奪為美國軟體代工的機會;我時任惠普洲際總部業務開發經理,也經常接待遠從印度來矽谷拜訪的印度軟體公司。 這方面的事情,我在2017年12月14日於本站發表的〈龍象之爭:中國與印度的軟體業發展軌跡〉一文中已有詳細敘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下: 1997年底我離開惠普,加入德州儀器公司擔任亞洲區總裁;由於印度屬於亞洲區,也在我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成了我負責的亞洲區重要成員之一。
走入當地人群,再次認識印度/程天縱
走入當地人群,再次認識印度/程天縱
走入當地人群,再次認識印度/程天縱
1988年8月我被派駐香港,擔任惠普的亞洲區市場部經理,開始接觸印度市場。由於惠普在印度沒有軟體研發和硬體生產製造,只有市場行銷機構;因此,出差時多半以拜訪印度的首都德里為主。 接著在90年代初期,中國和印度開始爭奪為美國軟體代工的機會;我時任惠普洲際總部業務開發經理,也經常接待遠從印度來矽谷拜訪的印度軟體公司。 這方面的事情,我在2017年12月14日於本站發表的〈龍象之爭:中國與印度的軟體業發展軌跡〉一文中已有詳細敘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下: 1997年底我離開惠普,加入德州儀器公司擔任亞洲區總裁;由於印度屬於亞洲區,也在我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成了我負責的亞洲區重要成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