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管會不敢面對的真相：FinTech不是保護既有金融機構，是創造全新產業！／ 金融深喉嚨
所有看過金管會今年五月底在520新政府交接前緊急推出的《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以及因應20號小英總統對FinTech談話後隔天立刻推出的十大計劃的人，想必胸中都會有股憂國憂民的憂憤之氣。
金管會明顯偏坦現有金融業者，無視新創
令人憂憤的是，在這些報告裡，我們始終看不到FinTech產業發展政策，只有（一）讓既有金融機構在新創FinTech業者出現時還能有合作的機會（到時恐怕又會要求新業者一定要和銀行等機構合作）、（二）金融機構強化自身資安或資訊能力（這能算是FinTech嗎？）、（三）發展表面上是民間機構，實為金管會旗下或銀行公會下的另一機構，擁有大量來自人民的資訊，但只服務銀行或金融機構會員，不開放給其他新創FinTech業者使用。這些就是金管會為台灣所下的FinTech定義。
大家一定覺得奇怪，金融科技業明明是連續三年全球投資金額創新高的重要產業，為何金管會要等到今年FinTech業者紛紛出現後，才急急忙忙提出政策白皮書？另一個問題是，全球對FinTech的定義，明明就是一個「新經濟產業」，新創公司透過新科技，讓金融服務變得更有效率；這個新產業的目標，是試圖去除大型金融體制的中間人角色，藉以提升金融服務品質和效率，可是我國金管會提出的FinTech政策，對於新產業如何發展完全一片空白，只談既有金融產業如何因應，這樣能夠帶領台灣迎向FinTech大趨勢嗎？
英國的教訓
很多人以FinTech只是因為Internet技術發展所致，事實上，它和2008金融海嘯密不可分。正是因為金融海嘯後全球人民深受影響，進而發掘問題來源，才發現金融風暴源於既有金融體制的問題與瑕疵，而既存的金融機構因為擁有特許地位，能夠在政府的保護傘下用人民的錢賺錢；賺了金融機構自己享用，虧了卻要人民承擔風險，不但不公平，也不符合社會正義。
FinTech的起源，正是來自對既有金融機構壟斷且不效率的反抗。
2011年全球82個國家，921個城市共同參與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正是為了抗議大型金融機構造成的不公平。其後影響就是透過技術和觀念的革新，解決舊金融體系造成的各種問題；FinTech產業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價值之下開始蓬勃發展。
在這樣的思潮下，各國政府的金融監理單位，被批為忘記了其原本被賦予的責任，過度保護既有金融機構的優勢，因而面臨來自科技界與社會的強大改革壓力。而在排山倒海的壓力下，英國於2012年宣布解散原有的金融監管單位英國金融監理總署（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於2013年成立民間機構金融行為管理會（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等多個機構取而代之。
台灣金管會：球員與裁判角色的混淆
回頭來看台灣金管會，偏坦金融體系的問題更加嚴重。這是因為以淨值來看，台灣的金融機構近五成都是公股行庫；公股行庫比重過高，且在官僚體系升遷離退時等也沒有利益迴避規定，反而讓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形成同一升遷體系：今天是金管會高官，明天就成了公股銀行高官，幾乎是不成文的常態。今天是裁判，明天就成了球員，球員裁判間角色錯亂，使得金管會所有官僚，都必須要為保護既有金融機構思考和打算，忘記了他們是「人民的」金管會！
跨部會才能面對FinTech多元挑戰
FinTech是世界的潮流，更是大勢所趨。觀察國際先進國家對策，成立跨部會的FinTech發展專責單位是主流的因應之道。以新加坡為例，今年大動作的成立跨部會金融科技署(FinTech Office)，以提供新加坡金融科技新創業者一站式援助，集中所有金融科技事務，包括金管局、經發會、政府創投、資通媒體發展局、國家研究基金會和新加坡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結合多個單位，共同面對FinTech的多元需求。
FinTech除了監管，更需要創造發展所需的環境；然而台灣的金管會顧名思義，原本就是以監督為本質，如何能夠指導新創發展？發展FinTech所需的行政、立法及經濟產業鏈結，問題與需求十分龐雜多變，更不是單一單位所能處理的。
唯有跨部會的組織，結合各方人才和資源，才能因應FinTech多元挑戰與快速變化的局勢。
如果政府真的有心發展FinTech，就應該仿效先進國家，即刻成立跨部會單位，將國科會、國家發展基金或其他類似國家主權基金、經濟部、甚至通訊相關的NCC等相關部會，再加上原有金管會的金融專家，共同組成全新的團隊，結合各方專業人士與資源，因應FinTech快速轉變的現實，見招拆招，才能真正發展出台灣的FinTech產業！
當政府的心態對了，才能投入對的人和資源，政策成效自然就能水到渠成。FinTech比的不只是科技力，更考驗著各國政府面對與時俱進新科技、新應用、新局勢的彈性與效率。國家要動起來，台灣才有希望，才不致為了保護既有金融機構，因而放棄了未來二十年甚至百年的金融力！